现实的商业环境造就更多的职业打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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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购买假货可以要求商家给予双倍甚至10倍赔偿，这是职业打假人产生的主因。

　　“他们对整个消费环境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应该予以支持。”“他们"知假买假"以获得高额赔偿款为目的，是不良商业活动孕育出来的"寄生虫"，应该制止。”多年来，围绕职业打假人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可争议之下，职业打假队伍日益强大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打假工作如火如荼般深入，这一群体也愈来愈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职业打假究竟该何去何从，显然已无法回避。

　　职业打假人屡屡触碰法律红线

　　2010年，成都专业从事打假14年的打假明星刘江到安徽省，住进宾馆里专门观看各市、县两级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并摄录“有价值”的广告视频，然后向这些电视台所在地的执法部门寄举报信，并威胁将向上级部门继续举报电视台播放违规广告，同时将举报内容挂在其开创的“刘江说法网”上。

　　2010年8月19日，重庆市万州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将刘江及其妻子从成都的家中带走并刑事拘留。

　　至于刘江被刑拘的原因，广州职业打假人徐大江和刘江的亲友都认为是与刘江举报万州电视台虚假广告有关。“他手中还有根据广告宣传购买的药品。”徐大江称，被举报后万州区有关部门对电视台的虚假广告播出展开调查，责令电视台停止播出虚假广告。此后电视台医药品广告承包人王某与刘江取得联系，对购买药品的刘江作出“赔偿”(行规是几千元到上万元)。

　　据警方调查，在电视台与其“沟通”交出不菲的“封口费”后，刘江从网上撤下举报信，并保证不再举报。

　　刘江被刑拘后，很多职业打假人士出来为刘江说话，认为刘江的行为是打假，不符合敲诈勒索的主观条件。

　　职业打假人王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刘江是以消费者身份索取赔偿，那么不存在什么问题，是非常好的事，应该推广。但是如果他是以举报人身份索取钱财，恐怕就涉嫌敲诈勒索了。

　　其实，刘江并不是第一个被刑拘的职业打假人。早在2003年的时候，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就因打假被起诉，这也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职业打假人涉嫌刑事犯罪第一案。

　　此案的公诉机关认为，打假的方式有很多，但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进行，如向有关部门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经营者进行索赔或在媒体上曝光都可以，但臧家平三番五次以向媒体曝光来要挟生产者，索要超出其实际购买药品价值的赔偿，其采用的这种要挟手段显然超出了打假和维权的正当途径，符合《刑法》中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臧家平最后被判刑3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讨论。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消费者在发现购买的商品存在问题时，可以和商家进行协商赔偿。但千万不能越过这个度，要不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河南新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广晓说，职业打假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犯法律。

　　消费者对职业打假人一片支持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职业打假人的热情日益高涨，由此引发的案件数量也呈上升之势。

　　据了解，自2010年至今年6月，郑州市政府法制办共审理工商类行政复议案件89件，均由工商部门对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引发。这其中，绝大多数案件的申请人都是职业打假人。

　　“对他们这种行为净化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作用是要持肯定态度的，但他们将这些打假行为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后，行为有时不免偏激，有时候一个商品他们能投诉几次，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投诉过或处理过没有，光立案处理这些，就已经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一名业内人士感叹说。

　　“他们来反映的很多问题都是例如标签标注不规范等小问题，我们人员本来就少，执法任务就显得比较重，如果大量"纠结"在这些事情中，我们的压力太大，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一名基层执法人员说。

　　针对消费者投诉集中的一些领域和问题，从去年底，郑州市政府法制办开始调研，并组织有关部门围绕当前工商行政执法等以及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督促相关部门开展依法行政问题培训，认真回复消费者的投诉，尤其注重程序上的“执法”。

　　“我非常赞成职业打假人的做法，先别管他是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毕竟他们的打假行为净化了消费市场，减少了大家买到假货或者瑕疵商品的概率，是值得提倡的。”在郑州工作的李平运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因为有假，职业打假人才有存活的空间。客观上来讲，这些人对于市场的净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的代表。”郑州市民李先生说。

　　“如果禁止职业打假行为，仅仅靠政府来规范市场，无论从效率上还是从人力上都会遇到瓶颈。只要打假人员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当支持他们的行为。”

　　采访中，大部分消费者都对职业打假人持包容和支持的态度。

　　面对种种非议，深陷旋涡中的职业打假人会有何回应？昨日，记者专访了职业打假人赵正军。

　　一名职业打假人的声音

　　“不能饿着肚子打假”

　　记者：为什么会做职业打假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赵正军：最初是出于爱好，对社会有意义。

　　记者：有人说职业打假人是利用打假的名义来赚钱，你怎么看待你目前从事的工作？

　　赵正军：工商等政府部门打假是政府发工资，职业打假人没人发工资，在遵守相关法规的同时通过打假获得一些利益也无可厚非，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去打假。

　　记者：你觉得做专业打假有风险吗？怕不怕遭到报复？

　　赵正军：应该有风险，做记者也有风险，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对象也不一定配合采访，司机等很多职业也有风险，无非风险度的高与低。打假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什么风险，还没有遭到过报复。

　　“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记者：职业打假人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

　　赵正军：法律。中国有很多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规，如果发现商家卖的商品存在问题，我会借助法律来维护权益，以达到打假的目的。比如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记者：你觉得现在消费领域的法制环境如何？

　　赵正军：在一些卖场里，过期食品几乎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根本不是偶尔管理不到位的事情。从省高院到中院再到基层法院，我省的行政诉讼环境走在全国的前列。郑州市中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十分公正的，不会因为是行政机关而特意袒护。我所知道的郑州市中院判了省政府4次败诉，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现在打假的手段也越来越高科技了，还有专门的打假网站，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民间打假公司或机构，你怎么看？

　　赵正军：成立公司打假，这个我还不清楚。

　　“职业打假人也属于消费者”

　　记者：在打官司时，法院会因 “知假买假”而判你败诉吗？

　　赵正军：商家也经常提出，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时不能算是消费者。目前我省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都是以消费者来处理的。法院更看重过程，确实在商场买东西了，就算是消费者。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修订中，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只要不是以生产为目的的消费都是消费者。从这一点来说，职业打假人的购买行为也在消费之列。

　　记者：打假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赵正军：商家会耍赖皮，不承认问题产品是在自己卖场里买的。商家会振振有词地说，购物小票只能证明这一天在商场买过东西，但当时商品是否过期有n种可能，称我们把商品掉包栽赃陷害，最终还是要有工商机关来认定。所以现在购买过期食品的时候，都是全程摄录来取证。以前还会遇到行政部门不配合的情况，比如我们寄信过去，他们退信，想办法刁难。现在不会了，因为起诉到法院，他们会败诉。

　　“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记者：你觉得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效益和好处？

　　赵正军：现在，商品的储存条件和产地都标注得非常规范了，行政机关执法在行政诉讼的监督下也已经非常规范了，包括受理、调解等都比较重视，郑州市工商局半个月前还特意要求行政处的法官给工作人员做业务培训。我们一直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来进一步规范他们的行政执法。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的努力，这个规范的过程会走得比较慢。

　　记者：多年打假经历，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赵正军：我们的工作能得以顺利开展，也得益于司法环境的支持。

　　“商家故意卖过期食品”

　　记者：商场里都有什么乱象？

　　赵正军：我在打假的过程中，最多一次发现4种商品是过期的，这些情况一定不是偶然因管理不到位而发生的，是商家故意的行为。在一大型商场里面，我把一种过期饼干全部买走，过两天再去他们又摆上了，并且摆得很有技术，过期与不过期的食品交换着摆放。我到工商局经侦检查大队进行投诉，工作人员把过期的饼干扣下，顺道又发现了过期的烧鸡。这些情况比比皆是，像在绿茶里发现苍蝇尸体，在枣片里发现玻璃碴，情况都很普遍。

　　记者：现在你的打假重点在食品安全？

　　赵正军：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我把打假的重点基本上放在食品安全这块。食品安全关乎群众的生命安全，但以前的法律对违规者的震慑力不大。《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有许多新的规定，如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成分或者配料表、贮存条件、名称、规格等信息。如果不标，或者标示的含有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东西，我就会去投诉。

　　“现在投诉渠道更通畅了”

　　记者：怎样看待职业打假人和商家私了的问题？

　　赵正军：我都是在法律范围内打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权利，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商家赔偿，也可以和商家协商赔偿。我感觉，现在投诉的途径比较通畅。前一段时间，郑州市政府法制办刚给管城区工商局下发了一个行政建议，他们经常给行政机关下行政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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