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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事件后，这个行业估计会迎来一次全新的洗牌，优胜劣汰。”12月2日，在电视里看到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刘江及其两名同伙受审，身为同行的湖南打假人喻晖语气沉重。 据检方指控，刘江等人以举报电视台刊播虚假广告为由，共涉嫌敲诈勒索305家电视台，非法牟利242万余元。庭审吸引了各地一些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12月15日，刘江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 职业打假人被曝出敲诈勒索丑闻，刘江案并非首例。2003年，有“假药克星”之称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近年也有一些职业打假人曾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公诉，后被判无罪，但萦绕在这一群体上空的乌云一直未消散。 在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工商部门及消协负责人看来，职业打假人依然有其重要作用，在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光靠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 裹挟着褒贬不一的争议，职业打假人到底能走多远？在其个人利益与打假维权的公益性之间，平衡的支点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一些打假人铤而走险、触犯刑律？为此，记者走近几位打假人，从他们的“职业”生存状态来探悉这个尚欠规范的特殊“行业”。 “王海现象” 1996年，时届中年的喻晖放下手上的生意，一门心思加入了职业打假行列。15年来，他已是湖南乃至全国打假圈内的知名人士。 此前的1993年，喻晖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民营美容美发培训学校。花十余万元从广州购回一批教学设施，用了不到半年，便频频出现故障，甚至险些酿出安全事故，这给学校声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喻晖办学血本无归，还欠下了十几万元银行贷款。投诉无门时，他从媒体上获知关于打假界“元老”王海的报道，令他为之一振，后来索性“改行”。 1995年12月，王海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第一位获得者，奖金5000元。在喻晖看来，这笔奖金在当时不是小数，但更重要的是，说明官方认可民间打假行为。 王海的职业打假生涯，始于个人维权。1995年3月，这位22岁的山东青岛人在北京一商场购买了两副耳机，后被证实为假冒商品。抱着一试的心态，王海依据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功索赔。 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连接出现，是为“王海现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也就是说，成功打假索赔，将获100%的收益。 谈及当初以打假为业的动机，包括王海在内，多位受访者并不避讳其趋利性，“毕竟能赚些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威力随后不断显现。依靠该法，喻晖也赚到了打假的“第一桶金”。1996年的3月15日，即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1983年确定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喻晖在长沙某百货大楼购买了360元的不锈钢产品，后经辨认发现，该品牌的不锈钢产品原产自上海，却贴着潮州厂家的伪造商标。 商场主管出面受理了喻晖的投诉。不到两小时，他拿到连本带赔的720元。由此开始，仅在这一个月，他便赚了1万余元。 “只要我保留购物凭证，随时可以投诉。”喻晖说，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前，消费者缺乏维权渠道，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往往只能自认倒霉。有的商家甚至在显眼处贴出“霸王条款”出门概不负责。 各有生存之道 “我们是游走在钢丝上的人，如果技能好，能掌握平衡度，就能平稳到达，若心态不好，则会掉下来，摔得很惨。”职业打假15年，喻晖见证了这个群体的起落浮沉，几乎每年都有新人加入，也不乏老人离开。 作为职业打假行业的“领头人物”，王海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会戴上茶色墨镜，纵然面对公众多次请求露出全貌，他依然不为所动。 “这个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不想自己平时生活被打扰。”王海对记者解释。在他打假高峰期，随着其名气增大，有些地方甚至打出了“防火防盗防王海”的标语。 王海当初下决心以打假为职业，是因为看中了打假本身也是一个有着较大潜力的市场，他准确地预计到，随着经济发展，假冒伪劣产品会越来越多，打假工作肯定有社会需求。 王海亦是职业打假人中首个以公司打假为主的人。1996年，他创办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王海热线工作室。前者帮助企业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并协助执法部门取缔之，后者则为百姓提供免费咨询。 如今，王海的打假公司事业越做越大，深圳、杭州等地正在筹建新的分公司。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打假状态：靠两家不同的公司“两条腿”走路，既可赚钱，也不妨碍帮助、指导消费者打假维权。 与“老板”王海所不同的是，活跃在许多城市的职业打假人，多数仍然是单兵作战。 湖南的黄平国曾试图将省内职业打假人组成一个公司，后来未遂，“有些打假人完全是冲着赚钱而来，很多理念压根没法合拍。” 既成“行业”，便有竞争，职业打假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同行的业务交流几乎没有，碰到打假难题去咨询对方，“人家会很委婉地拒绝你。”于是，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 今年62岁的喻晖选择以“交朋友”的方式来打假。喻晖通常会选择正规的商场超市，发现问题商品后，若问题不普遍，他会通知商场值班经理，建议他们撤柜，加强管理。 反之，如该商品为品牌，销售量多面广，性质恶劣，他会以最快的方式将购买经过及商品拍成图片，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给该商场，“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他要赚钱，“不赚钱，我吃什么？”但他并不“贪心”，只买几百元左右的商品，“给商家一点教训就行。” 有时候，商场及生产厂家会主动找到他私下和解，让他自己开价。对此，喻晖说，他会按照商品的性质，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在赔偿标准下协商解决。 与喻晖相较，今年37岁的黄平国打起假来，更“生猛”一些。 黄平国介绍，他购买商品后，会在第一时间将购物发票、产品包装等凭据扫描下来，快递给工商或质检等执法部门。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到官方答复，他便起诉政府行政不作为，其后，才会考虑打民事官司索赔。 近3年间，他申请了四五十起行政复议，被人称之为“较真哥”。一位与黄平国交往甚密的朋友告诉记者，他的每次维权，都是直指企业的违法之举或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与喻晖一样，“较真”的黄平国说，他也与很多“对手”成了“朋友”，“他们新产品上市，甚至有些会将外包装发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存在问题”。 质疑之声 早年的职业打假人往往以消费者代表、打假英雄形象面世，但后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越来越像是生意人。 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中，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当面询问王海：“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涌起过这种念头，想做这样的一个英雄而不是赚钱的人呢？” 王海当时回答：“没有！从来没有！”这位教授便说：“噢，原来是这么低俗的一个人！”如今面对记者采访，王海依然表示，他没想过要当道德楷模，但他会在法律框架内，赚合法的钱。 黄平国也说，打假不能光看动机，要看对假冒伪劣商品减少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些打假者目的是为了获得赔偿，但厂家受到惩罚性赔付后，引起重视，受益的还是消费者。 某知名企业一位从事售后服务十几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职业打假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精通相关专业知识，一旦出手基本不落空，而知名商家为了顾及品牌声誉与社会影响，不想进入审判程序，多数以调解及和解的方式了结。 该负责人说，一些普通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时，也乐意去找职业打假人，获得赔偿后，私下分成。因此，走法律程序只需几百元即可解决的问题，职业打假人介入后，往往要成倍赔偿收场。 据公开报道，王海起诉过的几家大公司，都指责他为受竞争对手之托的“枪手”。最近一起，是在今年起诉“蓝月亮”洗衣液增加荧光增白剂的诉讼中，“对方在庭审中质疑我是竞争对手的工具，我差点就开骂了。”王海说。 面对记者的再次求证，王海没有正面回复“枪手”说。他说，即便真的这样做了，也不存在问题，企业之间互相监督，能促进行业自律，最终会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企业这种说辞，实为转移公众视线，动机不纯，这是企业惯用的伎俩。” 职业打假人受到的质疑还有：如果知假买假，算不算消费者、是否受到欺诈？ 这一问题在许多职业打假讼案中尚无全国统一的答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对记者表示，发现市场上有假冒伪劣商品，或者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依照法律途径，协商解决，要求索赔，只要没有采取违法的方式，都应给予支持。他认为，打假对规范经济秩序及广大消费者多有裨益，不能因为打假人牟利，而追究打假人的责任。 “不是一门好生意” “单纯从商业的角度说，打假不是一门好生意。”王海说，公众看到的只是他们赚钱的一面，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状态却鲜有人关注，即便他戴着墨镜，还要抵御各种风险的侵袭，如恐吓、威胁。 他认为，消费者不可能对每件商品了如指掌，仅能凭经验对商品属性进行初步判断，顶多只是怀疑，鉴定难是当前消费者普遍存在的维权困局。 “有时候买假不一定能得到赔偿，风险很大。”喻晖说，2000年以前坚持至今的湖南职业打假人已所剩无几，一些打假多年的同行无奈退出了这个圈子。喻晖表示，他每个月打假的收入为3000余元，除去交通、通讯等费用，仅够养家糊口。 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王海有一系列建议：设定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基准赔偿标准，比如以1000元作为起步价，以保证消费者维权成本得到充分补偿；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政府执法罚款后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奖励；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解决消费者维权概率低的问题。 而成都刘江事件出现后，职业打假人也对自身行业进行了反省。12月15日下午，得知刘江一审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后，黄平国给记者发来短信说，刘江事件的发生，对整个行业发出了警示：法律底线摆在那里，不能逾越，只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维权索赔。 “刘江的悲剧，在于他法律知识等自身素养的缺乏。”知名打假人士叶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作为同行，他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刘江的不法行为，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将民间打假尽快纳入正规监管范围，让职业打假人的职业道德接受社会与政府的监督，而非尴尬地存在。 记者采访的多位职业打假人，几乎都在打假生涯中自学了法律。一位王海的“崇拜者”曾表示想加入这个行业，王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如果要加入这个行业，首先要学习法律。 早年，王海的支持者、一位经济学家还送给他一句话：“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在心里，否则，只顾利益就容易走偏。”“这既是一种告诫，又是一种鞭策。”不想当“道德楷模”的王海承认，打假面临诸多挑战，如果一味谋求经济效益，很容易失去原则。 如果说王海是成功的，那他的成功也是规则的成功。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下来一条基本经验比起道德，规则要靠谱得多。胡适当年就说过，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到伪君子遍地。 你造假发不法之财，我就依法打假打得你满地找牙，这个事好得很，无需争议。不难设想，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没有王海和他的后来者，没有食品安全法，也就没有专门在这口锅里找茬并找饭吃的打假人。 吊诡的是，职业打假人的出现且持续至今，正是这个社会还不够讲规则。不是一点不讲规则，又不是很认真讲规则，于是造就了一支职业打假人队伍。争议打假人，不如反思社会病。站到强大的对手面前，打假人或许不像螳臂挡车那样悲情，或许不如堂吉诃德那样可爱，普通消费者客观上托了他们一点福，主观上就得领他们一份情。至于成都打假人刘江获刑，不是打假的罪，是他自己这边不守规则之过，打假成了“假打”。 话说回来，与造假相比，打假是一份收益低、风险高的职业，入这行的人，最好还是具有较高道德水准与自制能力，如果耐不住，拍拍屁股挥挥衣袖走人，也值得鼓掌相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