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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在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金额共计242万元。媒体称本案审判导向对于职业打假人群体具有标本意义。庭审吸引全国各地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12月4日《京华时报》）
窃以为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很难说得上有正义的成分，他们首先是基于牟利的冲动，利用的是《消费者保护法》购假索赔的武器，在发现虚假广告的基础之上，故意购买其产品，然后向电视台、经销商索赔，并非从根本上想致假冒伪劣于死地。比如，个案中的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对待索赔的规则即是一旦索取到钱财后，不管对方是否整改，都承诺一年之内不会再举报，应该说这样的规则很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中普遍遵循的准则。
职业打假人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假冒伪劣的痛恨，以及治假无力、诉假无门的无奈，从而把职业打假人当成了治理之中的一条“鲇鱼”，倾注着维护正义的某种期盼。事实上，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并壮大成为群体，并不能给全社会的打假带来本质的改观。相反，他们还成为了制度打假与公共管理阙如的强力证明。
比如，个案中刘江在2010年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全国300多家电视，因涉嫌播放虚假广告，而被打假和索赔。那么，如此广泛而大张旗鼓的做广告、售假药，当地的监管部门为何置若罔闻，而让一个小小的刘江安坐一隅，遍索天下呢？很明显，当地的监管部门不是发现不了“假”，而不愿意去“打”，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打”不下手。由此，不由得想起杭州市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局江干分局，在假药商与高敬德“私了”协议上的公章里，不难看出一些监管部门对假冒伪劣的几分暧昧。
审判职业打假人刘江，其是否涉嫌敲诈勒索，自有法律作为准绳。不过，不妙的结果对于职业打假群体来说，有兔死狐悲的感觉；甚至，不妙的结果还会破灭公众痛恨假冒伪劣最后“精神胜利”上的希望。职业打假人的壮大，与假货的泛滥有着一样的土壤，都是制度缺少对“假”零容忍，以及公共管理“假打”之下畸生的产物。建立在功利目的上的打假，时不时地刺中售假的要害，触动监管的伤疤，行为上的失范，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本就是社会公共管理环境不良生下的怪胎，审判职业打假的同时，更该审视职能中的“假打”，否则单纯追求司法上的公正，还会带来公众“亲者痛、仇者快”痛楚与不安，悖论的背后便是更为荒谬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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