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青岛职业打假人 投入200万挣回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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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通常情况下购物者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王海们的春天到来了。

　　从1995年开始，职业打假人首次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并迅速催生了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群。这个职业因知假买假备受争议，曾被誉为“维权英雄”，也曾被称之为“刁民”，而其中最大的争议则是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行为。在争议声中，职业打假人的命运跌宕起伏，游走在法律的悬崖边上，他们小心谨慎，担心自身的失误导致身陷牢笼。新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职业打假人来说，无异于一把“尚方宝剑”，为法律诉讼索赔提供了“护身符”。
　　职业打假人 系列报道 新解释或将重现昔日盛况
　　“打假19年了，这条江湖路可以说是风雨不断。正是因为知假买假存在争议，才让个人打假行为逐渐消失。知假买假有了司法解释，当年的打假盛况或许将重新出现。”回顾自己的打假路，王海至今仍然记得，1995年，22岁的他自学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49条规定，商家如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可双倍索赔。陪朋友来北京，王海购买了12副假冒耳机，当场获得了赔偿。从第一起打假案例开始，王海式打假几乎是清一色的 “知假买假”。“50天的时间，我在北京各商场打假，总共领到了8000元赔偿。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400元。”打假带来的巨大收益让王海从此走上了打假之路。
　　此后，在媒体的一片褒扬声中，“王海们”开始出现。喻晖、张磊、刘殿林、刘政军、叶光、茜平、程百家、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李成吉、李玉清、吴盛……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先后有300余人走上了个人打假之路。怀揣消法中的第49条之规定，职业打假人打击的假货几乎无所不包：喻晖打击过流通领域的各类用品、张磊打击过盗版，冯志波打击过假冒药品，重庆的叶光打击过假酒，河北唐山的刘殿林打击过假药品…… “那是个人从事打假达到的巅峰时期。知假买假存在的争议让这些打假人物大都选择了转行或是放弃。”
　　知假买假一直是打假手段
　　在新司法解释出台前，对于职业打假人存在的合理性，民间始终存在争论的声音：一种认为打假者是消费维权，是正义的化身；另一种则认为打假是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行为，是投机者针对企业的恶意敲诈。“知假买假的争议说白了是对打假获得利益是否合理的质疑。”在王海看来，他打假是为了谋利，但客观上让制假企业和售假商场付出了巨额代价，不敢再制造和销售假货。
　　“如果新司法解释出台或许就不会有津门事件的出现。”津门事件让王海第一次遭遇了打假经历中的第一次 “滑铁卢”。2000年，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爆料人在电话里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差，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王海带着助手不但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而且几日后，一行人又去了位于沈阳的销售公司，买了货，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被打假的公司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甩给他总计10来万元钱，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起码得百八十万，结果他收了对方这几笔现金后并没有停手，继续起诉。他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王海顿时灰头土脸。“这个事回头来看，我如果买上50万元的假电缆，索赔100万元，完全挑不出毛病来。”王海说。
　　王海说，但在新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的执法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知假买假的认知并不相同，其中一种声音认为打假人不属于消费者，因此不应当受消法的保护。正是这种声音的存在，王海们的打假行为变成了徒劳。
　　知假买假技术含量高
　　“知假买假的技术含量很高，这个假不是谁想打就打的。”打假18年，无论是个人打假还是公司打假，王海积累了大量的 “斗争经验”。王海对知假买假的第一个经验是，必须找到一个商家和生产厂“死穴”，用不可辩驳的事实，确认其是假货或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最典型的是假冒品牌，这种情况下，商场和生产厂家，一个是知假售假，一个是知假造假，两者都跑不掉。”王海说，这种打假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好找，但现在比较难找。现在打假圈里常用的手段是寻找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地方。“比如一件明明标注了100％纯棉，但却含有纤维，再比如一桶大豆油，明明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却不标示在产品说明上。”按照我国消法，这都属于欺骗消费者，属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欺诈消费者。
　　最后一种属于隐形欺诈，以王海2012年的一次打假为例，同一款耐克鞋国内国外的宣传一样，但国内国外双重标准，国外具有双气垫，而国内只有一个气垫，这就是隐形欺诈。
　　仅仅找到这些问题还不够，打假者还需要花费精力和金钱去证明这些事实。一个惯用的手法是到检测机构检测产品。如果检测出来的数据同发现的问题一致，那么打假才能名正言顺，一针见血。
　　新消法不是“免死金牌”
　　“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但王海并不认为这是职业打假人的“免死金牌”。“找到证据后，向商家索赔，是职业打假人维权索赔的最后一个环节，但给职业打假人带来争议和隐患的恰恰出在这个环节上。”王海说，众多职业打假人在2000年前后折戟沉沙，或是退出打假，或是遭受牢狱之灾，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操作手法上的失误。
　　“索赔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拿证据向厂家索赔，另一种是向工商部门举报，最后一种是直接向法院起诉。”王海说，直接同厂家接触，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年不少打假人退出打假圈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王海说，即便是有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但这种操作仍涉嫌违法，并不是打假人的免死金牌。打假获利但不触碰法律的红线是王海打假的最高准则。
　　“现在的打假者大都选择直接向工商部门举报或是通过法院起诉，这样可以从打假程序上避免陷入商家或是厂家布置好的陷阱中。”屡次的打假经验，让王海深知，面对造假者或者售假者，打假是零和效应，要么胜要么败，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建议五成罚款奖励给举报人
　　王海认为，新司法解释确定了购买者的请求权，对于排除争议、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和阻止地方保护非常必要。比如2012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曾发布过一份《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引发坊间争议。办法提出，消费者如果明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仍坚持购买，事后欲就质量问题进行投诉，质监部门有可能不予受理。有了这份司法解释，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起诉，质检部门无权不受理。
　　但王海认为，现有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惩罚性还远远不够。2月20日，王海专门将一份《关于修改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质量法》等法律，《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的建议快递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建议书中，他建议参照美国的《吹哨人法案》，修改《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质量法》等法律，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明确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它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王海说，一旦这份建议付诸实施，巨大的举报利益将使得假货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打假人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王海表示，他建议增加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特别是建立惩罚性赔偿的起步价，比如即便欺骗消费者一分钱，也要赔偿不少于当地平均年收入两倍的赔偿，让消费者即使花两年时间打官司也觉得值得。同时，王海还建议建立检举受理回执制度和处罚决定抄送检举人制度，监督行政监管机构依法行政和保障检举人权益。
　　有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王海今年准备大干一场，重点是食品、药品领域。王海计划投入200万元，争取挣回2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