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英雄”见证公民维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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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打假，不足以对抗有组织的企业，于是王海组建了打假公司；一桩桩的个案打假不如从公益诉讼和立法的高度去打假，于是王海组建了消费维权的NGO(非政府组织)。从1995年买下10几副假索尼耳机向商家索取两倍赔偿开始，王海已经在消费维权的道路上走了14年。日前，王海接受了晶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反观这14年甚至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消费维权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消费维权状况经历了从官方组织维权到个人打假维权，再到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组织维权的过程，公民维权时代正在逐渐形成。王海，就是亲历和助推这一过程的典型人物。

  1984年12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二十多年来，各省、市都成立了自己的消委会或消协，多为挂靠当地工商局的、官方性质的消费者维权组织。消委会和消协在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咨询、受理消费者投诉、开展消费教育、进行消费指导、参与消费立法、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成为我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社会力量。截止到2003年，仅中消协就受理消费者投诉82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0.38亿元，化解了大量因消费引发的社会矛盾。

  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予以公布。全票通过一部法律，这也是中国的立法史上第一次全票通过的一部法律。这一法律还首次规定了双倍损害赔偿条例，随后就出现了王海。

  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百货买十几副假索尼耳机双倍索赔，由此引发媒体热议的“王海现象”，王海也被称为公民打假第一人。

  王海的出现，对于《消法》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1995年11月24日，就社会上对“王海现象”的一些不同看法，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与会代表就如何依据《消法》第四十九条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一倍赔偿的价款或费用的规定，对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会议成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消法》四十九条乃至整个《消法》的落实。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实施细则。

  而王海，因为深感一个人对抗几个企业之不易，很快退出了个人打假，组建了专业打假公司，专为企业做品牌保护。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王海式的的人物不断涌现，专业打假公司层出不穷。这些新式的职业打假人，往往都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打假手段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如黄志宏等职业打假人，只买真货，然后就针对商家虚假广告中的漏洞，直接拿真货向商家索赔。打假的意义已远远不止打假本身，假货、假广告、假服务的大量存在，已经使得打假成为了一份职业，一个可以赢利的行当。

  职业打假人和他们索赔的不断成功，客观上鼓舞了普通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也有更多的产品质量检测鉴定机构，开始接受个人委托，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客观依据。

  近年来，这种维权已经不仅限于维护自己购买真货的权利，而是拓展到与自己权利相关的各个领域，维权的方式也从个人维权转向有组织、有专业方向的维权。比如，最基层的公民维权组织——业主委员会，就是业主们自己选举、自己组织起来的，业委会以对物业的所有权为纽带，将业主们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深圳甚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业委会基金——景洲大厦业主委员会基金。业主们不仅可以自主选择代言人，还拥有了可以共同支配的资金。而王海，也在2002年，与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等人，合作成立NGO组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研究解决社区维权领域的问题。2006年，王海又成立NGO组织“王海热线”，主要从事消费维权立法促进、公益诉讼，为消费者作免费维权咨询和指导。

  三十年维权路，我们从中窥见了公民社会的成长。但是，商家与消费者你强我弱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三鹿奶粉式直接侵害消费者人身乃至生命安全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维权的道路依然漫长。

  □对话

  消费维权促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型

  谈14年维权：

  从个人打假到立法打假

  晶报：1994年1月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1995年3月你在北京隆福百货买十几副假索尼耳机双倍索赔，由此引发媒体热议的“王海现象”。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王海：当然有了。《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 当时我正在学习法律，对这一条款是否能落实，产生了很大怀疑。以前，我们国家的赔偿原则是“填平原则”，就是挖了坑，你要把它填平；而《消法》第49条是对赔偿的原则性改变，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就决定去验证。我先到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价值170块钱。后来为了鉴定真伪，跑了很多地方，但确定了耳机是假货后，一算才发现，即使是双倍返还，也不够抵消我奔走的成本，真是得不偿失。后来，我又买下商场剩下的10副假索尼耳机，想如果能全部获得赔偿的话，就能抵消成本并获得一定利益。最后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商场才退了我12副假索尼耳机的钱，还另外赔了我200块钱。

  晶报：你最终不是获得了双倍赔偿么？

  王海：那是6个月后的事。6个多月后，北京出台了《消法》实施细则，对第49条中所指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说明，一共列举了15种欺诈行为。于是我再次来到北京，隆福大厦才如数把12部假索尼耳机的赔偿款给了我。

  晶报：后来就有企业说你知假买假是刁民。

  王海：公民社会不应该有“刁民”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还是“官本位”的陈旧思维。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晶报：1995年，你成为打假人，这是偶然的吗?  

  王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已经有打击欺诈、假冒伪劣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出台。如果我不出来，也会有别人出来。

  晶报: 1996年，你就从个人打假转变成有组织的打假。

  王海：转变说不上。因为1995年第一次打假索赔之后，我就有了成立公司打假的想法，只是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做。因为在打假的过程中我发现，个体和一个组织对抗，无论是个体的行动理性化，还是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力量都是不足的。而且，当时法律法规正处于完善阶段，有很多漏洞可钻。法律上的不完善，导致社会环境缺乏外部刚性的约束力，对人的行为，尤其是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力不足。还有一点，中国的价值观处于转型期，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等价值取向，致使一些人内心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力。最后，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伦关系的社会，缺乏法治传统，人治现象普遍。基于这四点理由，我当时判断，各种欺诈行为会越发严重。同样的，随着欺诈行为的加剧，反欺诈的社会需求也随之增大，所以我就把“买假索赔”作为一个切入点，并成立了打假公司。

  晶报：这个公司是为企业打假，以盈利为目的的？

  王海：这个公司叫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在1996年12月成立，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防假和查假，属于商业化运作，盈利性质。 公司同时也做一些非营利项目，比如公益诉讼，免费帮消费者打官司，在媒体发表“王海忠告”这样的消费警示信息，等等。

  晶报：但是一个公司做非营利项目，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质疑，在内部资源调配上也有困难吧？

  王海：是的。所以，2002年，我就把非营利部分和盈利部分分开。我和人民大学毛寿龙等几位教授和律师，一起发起成立了NGO组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正式注册的NGO组织，法人代码证书编号是001。这个中心主要做社区问题研究，为物权法草案出台提意见和建议，也介入一些社区物业纠纷的调查调解。

  晶报：这个NGO组织专事做社区方面的项目，那其它的消费维权项目谁来做呢？

  王海：“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也是NGO组织。主要做促进立法，公益诉讼，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维权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取证，也帮消费者免费打官司。

  比如，最近我们正在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取消“免检产品”称号，取消“中国名牌”评选等。也正在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公益性的个案，来为消费者免费打官司，如南宁的一个消费者投诉某超市，其销售的自行车在三天后前轮就脱落，导致消费者脸部受伤。我们了解到，现在所有的卖场都是对自行车进行现场组装，但却没有最后检验的程序。这个个案是有普遍代表性的，打赢了官司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影响，让全体消费者受益，所以我们就派出律师免费为他代理。

  晶报：在一个公司、两个NGO之间，你更侧重于哪个？你如何给自己定位？

  王海：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NGO组织上。公司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我现在更多的是倾向于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我要用很大精力来改变别人对待权利的观念、意识。

  晶报：你觉得一个好的维权模式是什么样的？

  王海：各个利益集团应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结社权，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利益代言人组织来进行相对公平的博弈，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参与到立法、司法、行政层面，这样才能建设有效的和谐社会。就消费者维权而言，应该有更多的消费者组织出来遏制商家的欺诈行为，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仅仅寄希望于企业的自律、经营者的自律、官方的消协以及消费者个人的努力，这肯定是不够的。

  看维权30年：

  消费维权促中国公民社会转型

  晶报：你如何看待1978年以来，这近30年中国消费维权状况的变化？

  王海：我感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这是好现象。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为90年代的维权活动奠定了基础。90年代是对公民权利的实践，21世纪这几年是对公民权利实践的继续发展。这30年将为中国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无论是公民维权还是经济发展。但是问题依然很多，尤其是消费维权组织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营者组织的发展。

  晶报：消费者和经营者掌握的资源不同，直接导致了拥有的话语权不同。

  王海：是的。消费者面临的维权现状越来越严峻。因为经营者组织发展越来越完善，比如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很多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力，商会负责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在反倾销诉讼、应对消费者等方面，都越来越成熟。但是消费者组织的发展却滞后了，消费者维权组织缺位，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没有很通畅的表达渠道。特别是在消费维权的立法方面，消费者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大部分产品的国家标准，都直接由大企业来制定或者由他们参与制定，很多行业条例，比如物业管理条例，是由物业行业协会起草，消费者在其中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比如，手机三包条例， 都是由大的手机企业参与起草的，其中退货赔偿的有关规定中，把“质量不合格” 改成“性能故障”，这样一改就把消费者权益缩水了，没有质量问题能有性能故障吗？三包条例规定，手机性能故障，7天可以退，15天可以换，每天要按照5％。折旧，200天就差不多把手机价值折旧完了。这明显是对消费者不公平的规定。此外，同一个产品，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中国企业可以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产品，但是却不愿意生产这样的产品给国人使用。

  另外，消费维权成本也越来越高，商家欺诈行为对消费者的损害越来越大。以前维权，误工一天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工资损失，现在却动辄成百上千块，以前是买到不好穿的鞋子、衣服，现在买到的可能是有缺陷的汽车、有毒的奶粉、接受有问题的医疗服务等。

  晶报：那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什么？

  王海：还是要进一步改革社团登记方面的制度，让公民的结社权更好地行使。没有很多消费维权组织的存在，如三鹿奶粉这类的黑幕就不易及时揭开。

  晶报：你如何看待最近出现的问题奶粉事件？

  王海：市场环境还不甚健康，消费者维权组织发展缓慢，行业自律不够，舆论监督不够充分，政府监管方面，还没有发展出向下负责的问责体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往奶制品中添加三氯氰胺，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是消费者不知道，如果有充分的行业自律，行业协会站出来谴责这种行为，这件事就不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后果。

  晶报：在你之后，出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如黄志宏等人，他们的打假方式与你当年不同，比如，他们不再购买假货来打假，而是直接购买真货，然后找到虚假广告中的漏洞，直接向商家索赔。你怎么看待这些人的出现？

  王海：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行使个人权利，只要他的行为合乎法律规范 就无可厚非。

  晶报：大量“王海”的涌现，是否说明在打假和消费维权方面政府部门的缺位？

  王海：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消费者组织、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缺一不可。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者维权组织出现，并且各有侧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消费者服务。比如王海热线，就侧重于医疗消费纠纷问题的研究。

  晶报：怎样评价你所经历过的上世纪90年代？消费维权行动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何在？

  王海：上世纪90年代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年代。而维权意识的启蒙对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