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假第一人” 王海是“刁民”还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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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贯以墨镜示人，是王海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个人档案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青岛，中国打假第一人。
　　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1995年，王海成为第一位中国消费保护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1998年克林顿夫妇访华，在上海举行的“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王海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在微博，王海这样介绍自己：打假第一人王海。“牛仔很忙”，王海更甚。现在，声名鹊起的王海一天会接到四五十条线索，一年下来，他“经手”的案子平均在千件。王海说，这些线索的来源五花八门，有热线和律师团队发掘的，更多的则来源于他的个人微博。
　　从全民拥护的“打假英雄”到声名狼藉的“牟利枪手”，经历过事业滑铁卢的王海看上去依旧自信满满。在他看来，打假’本来就是为挣钱，只不过同时在客观上打击了不法制售者。”
　　从起初的“单兵作战”到如今“公司化运营”，王海把打假事业经营得风生水起。王海透露，现在，深圳、天津、南京等地都有他的分公司，这些分支和“总舵”位于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一样，主营“打假”业务。
　　作为国内第一代“职业打假人”，现在的王海不只是一个中国式个人打假者，他还是一名商人、一个爱挑刺儿却又普通的消费者。
　　1　他是天蝎男冷静敏锐又措辞严谨
　　3月1日14时，北京，朝阳大悦城某咖啡厅。发送确认短信十多分钟后，王海终于出现了。利落的短发，发皱的浅蓝色棉布衬衫，双肩书包，金属框近视镜和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和此前见诸媒体的墨镜版王海相比，真人版王海看上去多了几分亲和力。落座前，他给自己点好了咖啡。
　　“这里太吵了，咱们换个地方吧，那个VIP包间怎么样？”王海一边说，一边示意工作人员换台。但由于包间已有人预订，王海暂且同意：“先坐这儿，一会再转。”
　　提及“打假英雄”四个字，王海谦虚地笑了。相比起来，他更喜欢“打假第一人”这个称呼。“打假没有英雄论，特别是成立公司以后，公司就得盈利才能生存。”在王海看来，公司打假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只能说打假在客观上打击了制假售假，“和道德，打假没有必然关系。”
　　王海说话前总要想一想，回答严谨、语气平和。一句话说完，眼睛总会不停四下“扫描”，每当身边有人落座或离开，他总会习惯性地扭头仔细打量一番。
　　“你是什么星座？”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海先是一个猝不及防的表情，因为到目前为止，王海向外界公布的个人信息只有：汉族，1973年生于山东青岛。
　　“天蝎。”王海在停顿了两秒之后，直截了当地回答，冷静、敏锐。
　　2　他爱较真儿说和打假结缘纯属“好玩”
　　1995年3月，22岁的王海在北京探亲，一次意外消费，让他在某商场花170元买了两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在初步认定这两副耳机是假冒商品后，王海又在该商场追加购买了10副耳机。第二天，王海把这些耳机拿到北京东城区工商局，经鉴定，他所购买的12副耳机全部为假货。
　　1995年，当很多人还不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是什么的时候，王海首先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当时《消法》第49条商品欺诈“双倍赔偿”的规定，王海向该商场提出索赔。但商场拒绝对全部的耳机进行双倍赔偿，只同意退赔先买的两副，并以“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为理由，只退不赔，不过考虑到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的精力，同意给200余元补偿金。
　　面对对方作出的回应，王海表示拒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全国典型的“维权”案例，全国大大小小诸多媒体蜂拥而至，一时之间，王海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维权斗士”。
　　时隔半年后，王海又在北京的其他十余家商场买假进行双倍索赔获得成功，据他回忆，曾有一个月就获得赔偿金近8000元。
　　1995年底，售出假冒耳机的商场终于正式回应，表示同意加倍赔偿王海购买的10副耳机。这意味着，王海对商品欺诈进行的首次挑战，获得圆满的结局。
　　王海称这是他打假生涯的开端，当时只觉得“好玩罢了”。
　　3　成了商人的他谈起经济利益毫不避讳
　　“等了一个礼拜，终于见到你了。”听到记者这么说，王海赶忙解释，说起了自己的行程。
　　“这些天案子比较多，我4天飞了3个城市，前天在杭州，昨天在天津，直到今早上才回到北京。”王海坦言，现在有5家公司，他是大股东。其中，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是他在1996年成立的，也是5间公司中最早的一间。
　　从1995年以“打假斗士”进入公众视线至今，王海在圈子里颇有名气。打假公司成立后，他的业务范围开始覆盖全国。王海说，目前公司仅有二三十人，这个被他称为精英的团队，成员以律师和法律专业毕业生居多。公司施行项目经理责任制，一旦确定一个案子，各地的调查公司和律师朋友都会提供帮助。
　　商人王海毫不避讳谈钱。
　　“这次我去杭州，就是为调查一建筑项目中所使用的自来水管道壁太薄，远达不到国标。”王海笑称，“如果这个案子成功，那么我们在当地市场将会名利双收。”王海坦言，经济利益是他和他的团队选择一个案子是否立项的首要因素。
　　采访中，王海的手机不时会响起短信提示音。王海打开并向记者展示，“这是一些案子的政府奖励。”记者看到，这些奖励金额从300元到500元不等。王海表示，举报后的政府奖励是打假的一种经济来源，但金额的多少和案件的领域、案值等很多因素有关。
　　“打假”到底能挣多少钱？王海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现在打假的圈子很大，有职业打假队伍，当然也有民间打假人。现实情况是，一些打假人可能存在“两头通吃”的情况，比如抓住质量问题，不去及时曝光或举报，而是等待对方和解，赚取好处费。这样算下来，打假者的年收入从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在王海看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很多人对利益讳莫如深，而另一方面很多人追求起利益来又不择手段。”
　　王海说，公司化运作之后，“打假”不再光靠他一个人。“我们有律师团，每个案子配有一名项目经理负责，必要时还会和专业调查公司合作。从调查取证到诉诸法律程序，整个打假有一套完整、专业的流程。”王海表示，现在他很少亲自处理具体的案子，更多时候他抽身事外，“但前提是做到运筹帷幄。”
　　4　他低调又神秘　一贯以墨镜示人
　　在公众视线中，王海一向低调、神秘，而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他一贯以墨镜示人，入行19年从未摘下。即使是去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甚至当年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时，王海都没有摘下他的墨镜。
　　从事打假事业以来，王海几度更换公司办公地点。时至今日，他没有对外公布过公司的具体地址。会见客户或媒体采访，他都选择在咖啡厅等公共场合。对于这样做的原因，王海直言不讳，那就是“安全”。
　　这些年在外打假，王海见识过大大小小各种阵势。可无论是语言诽谤、人身攻击甚至对簿公堂，都没有让他停止“与假冒伪劣抗争”。
　　2000年，王海遭遇了打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那一年，他接到报料称某电线产品质量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王海应邀去河北任丘工厂调查取证，回到北京后将其举报起诉。后来被打公司与王海交涉，先后共计拿出十余万元要求王海“收手”。王海觉得钱少，于是收了钱后继续起诉，他的做法激怒了被打公司。几日后，王海在电话里喊价100万的录音被抖出来。事件发生后，王海先后去了西安、深圳继续寻找线索。
　　到达南宁后，或许是借着酒胆，王海彻底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砸了酒店的桌子、踢坏派出所的窗户，甚至还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从那时起，王海从人们的视线抽身而去，直至2010年，他才以“状告金山毒霸歧视中国消费者”“杰士邦价格欺诈”两起案例成功“杀”回公众视野。
　　被问到十年的“空窗期”都做了些什么？王海向后倾身，靠在椅背上答道：“打假啊，一直没有停过。”
　　5　被人称作刁民虽不认同但也不排斥
　　对于别人把他称作“刁民”，王海说他很冤，也不认同。
　　尽管，王海曾出书自取名为《我是刁民》。
　　他在早年一本《当头棒喝》中这样写道：“我其实是个好人，我非常单纯、诚实、坦诚，所以我在做任何事前，我都先思考是否能够接受最坏的结局。因为我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不敢玩输不起的游戏。”
　　在一篇题为“我不是‘刁民的文章中，王海称正是由于自己笨，所以不得不说真话，也正是由于自己笨，因此他知道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虽然王海不认为自己是“刁民”，却并不排斥被冠以这一称谓。究其原因，王海的“刁民”行为是从1996年开始的，他“知假买假”的足迹逐渐遍布全国，各大媒体追着他热闹地进行报道。后来他才发现，广而告之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相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对“知假买假”的质疑和否定。
　　王海刚去广州时，一些行业老板竟统一口径，一边喊着“防火防盗防王海”的口号，一边调转彼此针锋相对的矛头“联合对外”，逼着王海去打官司。
　　6　他坚持打假19年称为了公众利益很值得
　　多人知道王海打假，看到他打假赚钱，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只有初中文凭的王海早年跟随家里人经商并开始接触法律，后来自学取得法律专业文凭。王海说，这是他19年坚持打假却不逾越法律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年、近20000件案例，王海掰着指头数了数，最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是成功起诉天津伊势丹商场厕所乱收费问题。在他的努力下，不仅摘掉了天津商场厕所收费的帽子，全国商超的厕所也由“有偿使用”化身为“公众福利”。王海笑称，“这就是我坚持打假的乐趣所在。如果解决一个人上厕所的事是小，那么解决全中国人上厕所的事也就不小了吧？”
　　2013年，王海看到日益深入老百姓生活的搜索引擎虚假广告泛滥，遂将某搜索引擎巨头告上法庭。诸如此类的公司诉讼，2013年，他一共做了1400多件，累积投入100多万元。坦率的王海称，虽然起初侥幸认为或许有政府奖励可以拿，结果却差强人意，但他还是觉得“把钱投在公益事业，值！”
　　这些年，除了公司正常运行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一个是“王海热线”，另一个是“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013年，他在天津和一名志愿者崔丽娜成立非营利项目：业主自治机构“鼎德物业”，解决业主与物业信息不对称矛盾。通过促使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把一家独揽的物业服务分别外包给不同的第三方，为业主提供专业服务，从而提高服务效率。
　　王海介绍，目前，“鼎德物业”已经承揽7家小区物业服务，今年将争取突破20家小区。长远来看，王海希望鼎德物业将承担起业主自治、促进立法的责任。
　　特写
　　王海：“我是接地气的爱国青年”
　　“这杯咖啡里含有哪些成分？其中是否含有我们国家明令禁止的添加成分？这些成分会对老百姓的身体造成哪些损害？这样看来，这杯咖啡的质量就不再只是关系到我个人，而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王海手握咖啡杯侃侃而谈，他认为，把有可能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假冒伪劣产品揪出来，并绳之以法，“就是干脆的爱国行为”。
　　在王海看来，人一生下来就有各种社会责任。对父母，应当承担赡养责任；对国家，应当承担纳税、服役责任；对工作，则应该承担敬业的责任。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因为要从社会中获取好处，那么也应当回报社会。王海觉得，回报社会最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努力来维护公共利益。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问题，这应该是每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我做到了。做到社会赋予我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起码我一直在竭尽所能。所以这既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爱国，我是接地气的爱国青年。”王海说。
　　事实上，如今“王海”这个名字确实已经成为知假买假、双倍赔偿、主动打假的代名词。
　　王海的打假努力，不仅从制售假者那里为国家和消费者挽回了损失，更唤醒了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维权意识，并且令《消法》特别是49条深入人心。“您是开车来的吗？”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道。“不，坐地铁。”王海一边说，一边把手机装进口袋，然后背起双肩包，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延伸采访
　　他投身打假18年，是中国第一批职业打假人之一
　　吴进文：打假很辛苦，但不后悔
　　1995年，随着王海打假维权“尝到甜头”，国内集中出现一批打假人士，他们为了百姓的权益不惜与假冒制造商斗智斗勇。斗转星移，这些打假人士今何在？是否还在“维权”一线与假冒伪劣作斗争？近日，记者辗转与一位中国第一批职业打假人取得联系，听他讲述这些年来的打假心路历程。
　　吴进文，67岁，现居南京。听了记者的采访意图，这位投身打假18年的“骨灰级”中国打假人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我已经不做了，退休了。”吴进文说，近年来，这批职业打假人在争议声中有的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有的仍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公司谋求转型。
　　吴进文说，他当年差不多和王海同一时期投身打假事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打假人。“近20年过去，很多职业打假人都已经退休了，还有一部分人转行做了其他，坚持到现在的也就只剩五六个人了。”吴进文说。
　　谈到当年的情景，吴进文彻底打开了话匣子。“从服装、食品到药品，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他认为，只要是假冒伪劣产品，无论是哪方面的，打假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
　　在18年的打假生涯中，吴进文最自豪的就是举报了许多假冒伪劣产品，打击了不少不法商家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时至今日，吴进文对自己当年的成功案例仍兴奋满怀。“前年，有人举报了一件假药商品，我发现后及时取证并举报给了当地工商局。”在他的努力下，当地工商局最终对该假药制造商进行了处罚，罚款84万元。
　　回想当初，吴进文年轻力盛，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想出手相助。看到那些假冒伪劣产品还“活跃”在老百姓身边，危害老百姓的健康，吴进文就会不顾一切，尽最大努力去与之抗衡，最终彻底将其铲除。对吴进文来说，这些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他坦言：“打假有时需要自掏腰包，不断花钱，家人难免不太理解。”随着吴进文上了年纪，日益奔波劳累也让家里人对他“热血打假”产生顾虑。
　　2013年，吴进文正式宣布退休。在此之前，他还收到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奖励的500元奖励。“年龄大了，做起事情来力所不及了。”
　　虽然吴进文离开了钟爱的打假事业，但令他欣慰的是，近些年来，国内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年轻职业打假人。“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我对他们充满了信心，希望这些年轻人可以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倾注于打假事业中，永不放弃，努力不懈地与假冒伪劣产品抗争。”
　　吴进文说，普通老百姓其实是无权打假的，打假是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责。作为社会公民，职业打假人能做的，只是参与市场行政，遇到假冒伪劣产品，就举报给相关部门，让他们来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
　　本报记者　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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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这些年
　　1995年3月25日，王海在北京某商场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然后径直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依据《消法》第49条，向商场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在此事件的发酵中，他了解了相关情况同时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受到鼓舞的他在北京搅起一场打假风暴。
　　同年12月初，在拖延8个多月后，该商场终于同意向王海加倍赔偿后买的10副耳机，并承诺凡有顾客买到假冒商品，经确认后，都可按《消法》加倍赔偿并奖励100元。
　　同年12月2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王海为“中国打假第一人”，并奖励5000元。
　　1996年年底，王海在京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王海赤手空拳的个人打假时代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进入公司化、专业化的打假运作。公司主要接受企业委托打假，第一笔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王海跑了十多个城市，帮其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王海在媒体上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年底，卫生部下文取缔各地游医。有人估算，此举每年可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
　　2000年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
　　2001年王海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取缔了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
　　2003年王海爆料某公司制售伪劣电线；其后，该公司副总王某被大连公安机关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其负责人已被通缉。
　　2010年王海以虚假宣传起诉金山毒霸经销商，状告他们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接着又在广州起诉杰士邦安全套虚构英国血统，在北京以“价格欺诈”起诉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同年，王海来到深圳查假，在获知一些消费者在美容院里使用“奥美定”产品隆胸后出现发炎等症状，决定对“富华”整形机构进行举报，并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检举函。广东省消委会调查核实后，最终撤销了奥美定的医疗器械许可证批号。
　　2011年9月上旬，王海发文直指所购买的耐克篮球鞋品质与宣传不一：不仅价格高出国外500多元，且在国外销售的双气垫到国内变成了单气垫。耐克紧急更新了页面，删掉了 “足跟和前掌ZOOMAIR为双脚带来柔软、高响应的缓震保护”的描述。最终，耐克也没有道歉。不过北京工商局认为耐克公司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处以487万元的罚款。
　　2012年王海指控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王海购买了养生堂出品的一款天然维生素C后发现，其产品存在内容与包装不符、使用过期广告批准文号、包装内容虚假违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