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棵松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里，老张带着搭档老谢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搜寻，半小时后，他们手里多了一个行李箱、两个女士挎包、两件男士夹克衫和一堆棉袜。“行李箱主料用的是PU皮，却标注主要成分是牛皮，还卖出了近千元的高价；夹克衫主料明明是涤纶的，却被标注成聚氨酯，张冠李戴，误导消费者；竹纤维至今尚无国家标准，一款棉袜打着竹纤维的噱头卖到50多块……”这趟“打假”中，老张共花费近3000元，对本次打假带来的收益老张有十足的把握，“这些商品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准了才会出手买，其中一部分需要检测，报告出来后就可以找商场，即使不能‘1+1’赔，最少也能达成退货。”
年近40的职业打假人老张入行已逾7年，他说，在打假行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打过“交道”的店铺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去，主要是为规避可能带来的危险，可一旦被打的假货在这家店仍然出现，这一“资源”可以转给同行们继续打击，“一直要打绝为止”。职业打假人小岳称，他了解的许多资深职业打假人，发现问题产品后，会彻查该商品在全国的所有销售网点，花大价钱买断全国范围内所有问题产品，进行一次性索赔，而这样的索赔动辄收入几十万元，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本金和专业的打假眼光”。 丰厚的收入是打假人入行的诱因，据介绍，一般的打假人月收入不少于三五千元，好一点的月收入上万，“比普通白领的收入好很多”。 风险是打假者们时刻要面对的问题，老张最近一次打假中与皮草厂商谈判时，厂商派出三四个大汉，把老张的鼻骨、额骨打伤，索赔的事毫无进展。老张说，有亲戚想干这行时，他们都不会同意，“毕竟，干这行只需要一些勇气和一些法律知识，钱来得容易，对年轻人来说还是不务正业”。 白天打假晚上学习 “打假人需要不断学习，用各项法律和行业规定来武装自己。”老张回忆，初入行时，他还只是个贩卖水果、米面的小贩，当时师父交给他三本书：《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精读各项法律条文后，老张独自走上打假之路。“这行干到老就要学到老”，老张说，身边的一帮打假人白天外出打假，晚上回家必做的功课是上网查阅资料，要了解各个行业的新规定、新标准，掌握政策的变化，同行们聚在一起时，讨论最多的话题也在于此。回顾从业7年来的变化，老张认为自己进步很大，能熟练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 “打假是一个技术活，干到老就要学到老。”作为既无法律功底又无商品专业知识的小岳，刚入行时就被前辈指点，进入“技术含量最低”的服装标牌打假专业。小岳遵照前辈指示，选择销售大品牌的大商场，购买国际一线品牌的仿冒违劣商品，这样索赔起来难度较小，获利也丰厚。至于标牌打假所需技能，小岳表示，无非是检查里外标签是否一致、所标含量是否属实，能否拿出质量检测报告等，“当然，这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比如休息时关注时装发布会，关注国际一线品牌网站、阅读时尚刊物等”。小岳表示，通过这样日积月累的学习，才能有所提高，保证在打假时不出现失误，减少损失。 对于服装界比较老练的打假人来说，专业学习需要更加系统和直接。小岳称，圈内一服装打假界“大哥”，每年都会去欧洲、美洲观看国际一线品牌发布会，一来了解品牌最新商品资讯，另一方面，可直接前往品牌总店参观，学习如何识别真假。 识假好手来路各异 目前，活跃在北京的打假人“专业”更加细分，老张细数，在京的打假人约200人，分别专攻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专业甚至细分到专打商品内外标不规范。混迹京城职业打假圈近10年的老赵透露，活跃在此的200多名打假人带有明显的地域行业特色，如来自东北的打假人强项在于皮草打假，看一看、摸一摸，就能分清獭兔毛和兔毛、南狸毛和北狸毛等等；而来自江浙的打假人对真丝制品更有研究；来自广东的打假人对瓷砖打假得心应手。老赵称，由于索赔和敲诈界线较模糊，目前打假人构成中，半数以上曾经是服刑人员，这些人往往行为过激，索赔的过程中会出现被报警拘留的情况。 最近几年里，职业打假人的发展态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老赵称，过去都是外地打假人练熟技能后进京试身手，现在越来越多的在京从事商业销售人员加入其中，他们多半是从对顾客的理赔中看到了其中丰厚的利润，而这些人往往自身就具备某一行业充足的专业知识，属于“科班”出身，只要稍微加强索赔相关的法律知识，就能迅速出师。 打假者的三个阶段 随着在各大商场“知名度”的提高，像老张这样的老面孔“在北京的市场越来越小”，经常在逛商场时会被监控，“一摸商品，柜台电话就响，你摸一件导购就收起来一件，用‘有人预订’等各种借口，就是不卖给你。”为此，老张的打假领域渐渐从百货商场延伸到建材市场、农资市场，打假范围也渐渐扩展到外地。 “在北京活跃的打假人，大部分是处在打假的初级阶段”，说话者是京城知名打假人杨连弟。1996年，受王海买假索赔的影响，一批“打假人”站了出来，杨连弟就是其中之一，1997年，他甚至辞去超市连锁店店长职务加入索赔队伍，成为“职业打假人”。经过多年来打假维权积累的经验，杨连弟成立了一家商务顾问公司，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打假业务，另一方面继续接受维权咨询、从事公益打假维权活动。 杨连弟认为，职业打假人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打假索赔；第二个阶段是与企业合作，包括办公司；第三个阶段就是公益，积累完成之后回馈社会。走完第一阶段后应该摆脱由枝节上打假的惯性，要走向从根源上打假，分析造假的深层原因，寻找生产、流通、监管各个环节的问题，为政府各项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如果专门为了索赔维持生存，那就会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固定的了。作为第二个阶段的打假人，之所以生存是靠公司盈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靠索赔而是给企业提供有偿服务。” 打假第一人华丽转身 面对记者的镜头时，王海照例戴上了墨镜。作为“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从2000年开始全心经营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为企业提供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调查和顾问服务，为消费者及生产厂家无偿提供维权知识和维权指导，并通过网络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各种警示信息。多年间，王海还发起了起诉网通要求提供市话清单、起诉移动网络公司要求取消漫游费、月租费等公益诉讼，参与成立NGO组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为社区发展提供法律指导和相关培训。 按照杨连弟的说法，王海已经发展到了打假者的第三阶段，完成了一个颇为华丽的转身。 对于个体职业打假人，王海认为，其管理风险的能力、可持续性都不确定，消费者维权更多的还需要政府、需要立法来推动。今年两会，王海通过人大代表提交了3项立法建议，如为消费者设定维权的基准赔偿，给赔偿一个起步价，避免消费者赢了官司赔了钱，也避免经营者通过极低的投诉率获得暴利；建议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把罚款交给举报人，交给受骗的消费者，不能让罚款变成公务员的福利，更有效地监督执法单位秉公执法；建议赋予消费者组织可以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以消协代表众多消费者起诉，以增加经营者违法的风险成本。 3·15期间，王海想要呼吁的，是消费者要力所能及地进行维权，“打官司要付出成本，你的维权成本可能要大于你的维权收获所得，但我们更多的应该考虑公民责任，不能忍气吞声，不要怕赢了官司赔了钱。输了官司也没关系，消费者维权需要我们自己去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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