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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成为一个行业。现年42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有四个打假公司，他透露，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有1000万。今年王海打算加大投资，买1000万假货，王海称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并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因为处于市场初级阶段，也暴露出很多棘手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商家缺少诚信，制假造假泛滥。为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营，政府和媒体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管理与监督活动。如1991年央视的315晚会，以及1992年的质量万里行。这些节目和系列报道的诞生，充分说明当时假冒伪劣产品的严重性，以及对其治理的必要性。“刁民”王海的出现，无疑可以为整体的打假活动“锦上添花”。如今，打假行为成了一种商业运作；而且，时间也已经过去了20多年，社会还需不需要王海这样的“打假英雄”？我们的职能部门又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 ●打假主体不能错位 对于王海等职业打假人的目的，我们当然无法苛责，毕竟只要其打假手段正当，不触犯法律底线，便无可厚非。更何况，诸如王海等职业打假人以“打假”为目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有助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净化和规范市场，从而也有益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但是，职业打假人的此般“无利不起早”的“真实”一面，也说明打假主体不能错位。我们鼓励消费者打假或企业打假，希望其举起法律之剑竭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应意识到职能部门才是打假主体，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主体地位。道理显而易见。既然职业打假人有为利益打假的一面，也意味着当有足够的利益之时，他们也会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在利益引诱下，成为某些市场主体进行不当竞争的工具。 职业打假人也好，企业打假也罢，诸如此类说到底只是辅助力量，只是为职能部门打假提供助力，提高消费者的维权参与意识。依法治国全面开启的语境下，我们更愿意看到职能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打假主体作用，整合各种打假力量，打假步入规范化、常态化。 ●消费者受益有多少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王海年赚400万的职业打假背后，有多少宗消费维权案件被详细公之于众？有多少家企业的假冒伪劣商品信息被披露给消费者，从而让广大消费者及时规避购买、使用那些假冒伪劣商品？在报道中，王海说，去年他们30多人的团队一共打掉1100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可是媒体却鲜有报道，上述报道的记者随机询问了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如此静悄悄打假，恐怕不是真英雄。 职业打假年赚400万可以有，但职业打假不能静悄悄。正如网友们所说，王海年赚400万，可见打假维权成功案件不少，但问题的关键是，是不是商家不愿满足打假人的要求时，打假人才用所谓的“法律武器”把商家捅出来？那些被成功打假的企业有改进么？如果没有，如此打假就是王海和制假售假企业的变相交易。被打假的企业成本高涨，自然又要由其他消费者埋单，不是提高价格，就是产品水分更大更假，吃亏的还是消费者。所以，打假不是要逞能。 ●灰色属性不应忽视 职业打假人只是将打假作为一种赚钱手段，真正目的是利用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迫使制假售假者“花钱消灾”，所谓的打假实质上是“假打”，甚至不排除有制假售假企业花钱买通职业打假人不再为难自己，进而变本加厉的制假售假。可以看出，职业打假人实际上制假售假的“寄生”，甚至是“利益共同体”。 实际上，职业打假人行为既不符合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更有悖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进而以“受害者”的身份按法律条款进行盈利性索赔，其本身就不是一种光彩的“美德”，而从细节上来看，尽管企业商家制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确属违法，而职业打假人“冒充”消费者知假买假进而索赔，尽管本身不违法，本质上却是一种“以暴制暴”，其职业的灰色属性不仅显而易见。职业打假，不但对政府市场监管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会消解政府监管的权威，而且职业打假的维权非但不能促进正常消费维权，有可能会还增加消费维权难度，促使某些不法企业商家“选择性”对待消费维权行为。 对于公众来说，对于那些被假冒产品害得苦不堪言的企业，宁可出大价钱找王海协助打假，也不愿请免费的监管部门去维权，倒是件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杜绝假货为何不能从源头抓起？是不是牵涉到了地方部门利益？是否是因为监管不严？也许这一切，都只能从思想观念和经济利益上去寻找答案。 打假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奥妙并非每个人都能做的，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惹火烧身。索赔与敲诈有时只有一步之遥，索赔时必须掌握好赔偿的度和用语，稍有不慎就会被以敲诈勒索罪入狱。有“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之称黄勇以举报电视台播放虚假广告相威胁的方式，共索取资金共计242万余元。2011年底，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黄勇有期徒刑7年。
假冒伪劣产品远没有达到销声匿迹的程度，相反一些原被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大企业大品牌，照样曝出各种质量丑闻。这一点，只要看看每年的315晚会就会一目了然。同时，人们维权时也没有形成制度依赖，一方面是因为维权的程度太高、过程太长，人们通常耗不起，另一方面有时还会出现没人管的尴尬，结果问题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既然，市场和法制的发展与建设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那么王海的存在就还有价值。 打假，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风险的“技术活”，并非消费者们人人可以效仿，如果不具有“火眼金睛”般的识假本领，熟知法律法规的底气，以及与制假售价商家斗智斗勇的自信和豪气，贸然打假显然将难有胜算。此外，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法治经济、法治市场的日臻完善，监管部门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制假售假的市场空间将越来越小，届时，王海赖以为生的打假产业也会逐渐萧条，当无假可打时，王海及他的团队，只能走向“失业”。 在一个监管到位、消协彻底独立且能够完全实现为消费者代言和维权的健康社会里，根本就不会存在王海做生意的土壤。显然，从这个角度讲，监管部门及相关维权协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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