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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江苏泰兴等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白酒。当时，普通高粱酒每担的成本是12元，新型白酒的成本只有6元，价格低出一半。此种酒口感甚烈，不太好喝，却因售价便宜，引发许多乡民争相抢购，最后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排挤了正常的酿酒业，一时间高粱酒销售大幅下降;第二，新型白酒伤害人体，尤其会损害视力，甚至有因饮酒中毒致死之事。
民国的假酒和假药
其后官方介入调查，化验成分，才知此新型白酒系进口的“火酒”勾兑而成，将其命名为“三合酒”。所谓“火酒”，即今天所说的工业酒精。“三合酒”即将工业酒精、冷水与高粱酒三种混合。“三合酒”的流行，主要由于进口酒精太多，中国的工业生产又不需要太多酒精，余者便被不法商贩偷偷用来勾兑白酒。 到1925年前后，此种“三合酒”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泛滥成风。据官方调查，上海周边的嘉定、太仓、宝山三县，每月至少销售假酒3700余担。勾兑假酒之事引发商界强烈愤慨，政府不得不对进口酒精课以重税，并自行建立国产酒精厂，以控制酒精销售管道。由于严厉打击，“三合酒”的生产到30年代初逐渐退潮，但始终没有销声匿迹。 如果说勾兑假酒只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嚣尘上，假药制造则泛滥于整个民国时期。当时的中药造假不多，假货主要是进口西药。在市场上，只要某种进口的西药畅销，很快便会有人仿制。造假者多回收其药盒药瓶，在小作坊中灌装，以牟取暴利。更多的造假行为是以次充好。比如，当时抗菌普遍使用“磺胺嘧啶”，造假者常将真货的商标取下，贴于廉价的“消发噻唑”瓶上，若不经专业人士化验则无法区分。 更有甚者，将不值钱的普通药粉随便装瓶，自行印制莫名其妙的外国商标，以充名药，糊弄大众。由于进口西药做伪太多，乃至被冒仿的商家不得不采用诅咒发誓的形式，登报声明自己卖的是真药。所以，从《申报》的药房广告上，常常能看到商家自证清白之语：“假药欺人，雷击火焚”、“伪药欺世误命，天诛地灭，男盗女娼”。这相当于今天商家广告常用的“假一赔命”，成为民国报纸上的一道别样风景。 假文凭与假古董 当然，酒类造假、药品造假的技术含量不高，文凭造假则需要一定的技术。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凭一无编号，二不能上网查询，很多人都拿假高中文凭投考大学，或携假大学文凭去求职。由于需求强烈，便出现了专造假文凭的机构。北平的琉璃厂有XX斋，被学生称之为“文凭斋”，中学文凭可以造出四五十个学校，售价3元，大学文凭则能造出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两三个私立学校的文凭，售价15元。 由于“XX斋”卖文凭赚钱，很多同行眼红，纷纷跟随仿制。“XX斋”看到自己被模仿，便不顾一切大张旗鼓地开卖，终于在1940年被官府查封。老板出狱后又重操旧业，还开展了快递业务，办证者可来函汇款办理，可谓今天电话办假证的“先驱”。由于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两校的假文凭太多，用人单位遇到时总是留了一只眼。比如，1944年，一位河南某县的民政科长，将伪造的中国大学文凭交到省政府铨叙处。铨叙处发现印章可疑，遂致电教育部，查询该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名单中是否真有其人，查询无果，此人受到撤职处分。 无论制造假酒、假药还是假文凭，都不如印假钞赚钱快。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货币之前，许多省份都有自己的硬币、纸币，由于规格混乱，各种造假钞者也就多如牛毛。1935年后统一的法币出现，造假者开始专打法币的主意。 当时还有文章专门教人制造假币：先用画笔将钞票上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的印章描成黑色，拍成黑白照片正反面底片若干张，通过特殊技术将其烧制在玻璃上。其后，用蛋白、牛皮胶和红磷调和成浆，铺在铜板上，将玻璃底片覆盖其上，玻璃上方用烈日光晒，铜板下方用炭火烧，以使其充分接触。然后，再揭掉玻璃片，用钢针按照纹路雕刻。雕刻印版的过程非常复杂，非专业工匠不能胜任，费时两三个月，才能制成正反两块铜版。印版刻好后，花一百万元的高价买一台进口的印刷机，每日可出八百万元钞票，真是暴利。 更高端的是古董造假，此举非具有专门书画技巧者不能为之。比如，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记》中记载，有嘉兴人汤林泽，善于做假印，常在民间收购明代的破牛角杯，根据书画中古人的印章仿刻，能够做到天衣无缝。 张大千也曾在上海专门伪造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画，卖给大资本家程霖生，常年骗取巨款。又有杭州人周龙昌，会装裱古画，一般古画破损者，任何人物、山石、亭台都能增补复原。张大千见周龙昌的造假技术比自己还厉害，每月出两百个银元，专门请他在自己家中装裱古画。民国时期由于古董造假对簿公堂的不多，因为官方也没有能力鉴定真假，购买者只能吃哑巴亏了。 政府间的“假币战争” 总之，在民国的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造假案件。为什么民国时期造假之事如此猖獗?实际不是什么传统道德崩溃、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由于乡村衰落、城市兴起的缘故。现代消费型城市的兴起，造就了大量的无业游民和流氓阶层，他们身无长技、不事生产，要获得生存，便常常铤而走险，步入制假贩假之途。 当然，民国时期不只是国人热衷于造假，外国人也乐于分一杯羹。由于中国政府无法管辖，外国人常常在本国制假，成功后偷偷运到中国变现。比如，1926年，天津警方就抓获了四名在市内兜售假邮票的日本人，经审问得知，他们看到中国邮票没有防伪，易于仿制，遂大肆制作销售。伪造中国邮票的总机关设在日本，制成后从大连运入中国，在华北地区销售，总面值有十五万元之巨。 更值得一提的是，造假不仅是个人行为，还常常是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1937年抗战前夕，天津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伪造的法币，做工逼真，连善于辨认的银行员工也没法分辨，很多伪币都成功存入银行之中。经政府严厉查处，伪币一时销声匿迹。1938年10月，日军在华南登陆，广州一带同样出现了大量假冒的法币，与在天津发现的法币一模一样，造成了金融界的巨大混乱。 从北方到南方，凡是日本人控制的区域都出现假币，后证明法币系日本人伪造，随侵略军队带到中国，背后有日本政府的授意，目的是扰乱中国金融。日本人是怎么伪造法币的?当时有一篇国内的新闻调查称，在日本的京滨地区，有一座不算高的土山，上面驻扎有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防守严密，不准日本老百姓靠近，每天用车运出大量货物，行事诡秘。某次，一辆运货车中途翻车，法币漫天飞扬，大家才明白那里是伪造中国法币之所。
据称，伪造法币的机械由政府提供，纸张则由富士公司等供给。技术人员需经过严格的挑选，事先要接受出身、经历、思想和家庭状况的严格考核，人员进出时也要检查搜身，以防止泄密。东条英机曾多次视察此处，莅临鼓励生产。此处每天可以生产一亿元的伪法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市场，从军费上支持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战时的通货膨胀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实际上，日本人伪造法币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939年，国民政府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发布通知，提出了阻止伪造法币进入沦陷区的种种办法，其中包括： 在沦陷区周边多发行旧版法币，造成沦陷区旧券普遍流通，使日本人制造的新版法币无法鱼目混珠;在沦陷区周边严设关卡，杜绝伪法币流入;选择伪币样本，责令沦陷区周边的县政府张贴，告知民众注意核验;如果在沦陷区内发现制造伪币机关，政府将委托印制真法币的外国钞票公司出面交涉;教育民众不要收藏、使用假币等等。 同时，中方采取反制措施，与英美制币公司合作，不惜重金购置设备，在重庆歌乐山附近秘密建造了一座工厂，专门制造日本钞票和汪伪政权钞票。据称，这些日伪钞票的印版，系戴笠从暗中与重庆通气的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处取得，复制后带回歌乐山日夜赶印，最后由交通部门偷运到汪伪统治区，大量套购黄金、布匹等军用物资，扰乱沦陷区的金融市场。 由于假冒的汪伪法币源源不断，汪伪政府打假不成，招架不住，便常常在报刊上气急败坏地叫骂：“蒋军任意剥削乡民，穷极无聊伪造纸币……伪造XX银行纸币达一百二十万之多，以欺骗乡愚……案犯捕获，民心大慰，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事!”所谓“民心大慰”的说法，当然也是一种造假——伪造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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