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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在广州目前活跃着一个职业打假人群体，约有100人。他们以购买假货、问题商品，直接向商场索赔或打官司索赔为生，最高年收入甚至能达上百万元。据广州市中院以及萝岗区法院、越秀区法院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广州地区法院受理消费维权类官司，80%甚至95%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
这是一个颇富争议的群体。记得职业打假人的代表人物王海，早年曾被官员骂为“刁民”。他们的打假行为也没有得到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有力支持。王海当年在天津的一个打假官司虽然胜诉，但法院仅判商家赔偿1元人民币，无异于变相地打击职业打假人的积极性。时至今日，社会上对职业打假仍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非议。 之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打假应当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有人却要以此牟利，在道德上就天然地有了缺陷，也就是所谓的动机不纯。但问题在于，动机纯洁的打假，由于时间、成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少有人尝试，即使尝试了，也难以成功。而职业打假，正是有“不纯”的动机作为驱动力，才能有足够的积极性把打假进行到底。参与的人多了，成功的案子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力量，最终形成对商家的监督。这效果跟动机相比起来，显然有更多的积极意义。所以对于职业打假人，只要他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规定，社会应当给予宽容和尊重。 但是，对于职业打假的局限性，也要有足够的认识。首先由于趋利的本质，职业打假只会关注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商品，而很多同样需要大力度监督的商品和行业，则一如既往地缺乏关注。其次，由于职业打假大多要经过法律程序，所以职业打假人在打假时，更多关注那些容易形成证据的商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不一定是商品负面作用最严重之处，往往就会造成“抓小放大”的情况。第三，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对象只能是“正规军”，也就是合法的商家，而对那些类似“三无”产品的“游击队”，则无心也是无力打击。 指出职业打假人的这些局限，并不是贬损他们。我想说的是，打假这一项繁杂而艰巨的工作，职业打假人只能完成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去进行、去完成。但在当前，这恰恰又是极其不尽如人意的。事实上，职业打假人活动的空间，很大部分是由于政府部门的不作为造成的。因此，我们现在既要尊重职业打假人的活动，促成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全面、深入、持续对造假售假者进行打击，这才是消费者真正的福音。但愿福音早日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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