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维权不能寄希望于职业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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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假人越多对社会越好，这是一种好的愿望，但理性的人应该清楚，职业打假只是一种特殊手段，市场秩序的规范光靠他们可不行。

     在诸多打击伪劣商品的力量中，职业打假人作为一种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规模有多大，生活过得怎么样？南都昨日的一则报道通过调查广州的职业打假人，对此作出了初步的回答。结果显示，广州目前的职业打假人不少于100名，他们大多数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最高年收入达上百万元。

    职业打假人现象可回溯至1995年，当时王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国内开始购假索赔，带动了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掀起了“王海现象”的浪潮，这一年也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王海至今还以职业打假为生，上月底一条“花200万买假赚回400万”的报道，使他再次进入民众视野。可以说，舆论对职业打假人的关注从未中断，这种关注是人们打假热情的间接反应，从侧面也可看出当前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进展。

    经历20年的演变，职业打假现象已经发生变化。首先是群体规模的扩大，曾经作为时代弄潮儿的王海，如今不像过去那样显眼，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王海”加入到职业打假行动中来，从过去的单兵作战到公司化运营，职业打假逐渐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而存在。当然，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法制层面，职业打假人感叹当下是“赚钱的时代”，因为国家立法层面对消费欺诈、制假售假、危害食品安全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重，规定的赔偿额度越来越高。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法制的完善自然有利于其开展工作，然而这种维权体会可能只是这一群体的独特感受，它并不意味着日常维权门槛和维权成本的降低，事实情况可能是，职业打假人所提到的境况变化，在普通民众那儿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对维权的体验会有反差，这与职业打假人和普通民众各自的维权路径有关，前者往往要精心策划，且有特殊的知识准备，更愿意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而普通民众恰恰忌惮繁琐的司法程序，只能浅尝辄止，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去维护自身权益，更无法预知维权所获得的补偿是否能弥补自己的付出。对于后者而言，相关法制的进步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法律能否发挥作用，归根结底还得靠监管部门的工作。

    职业打假人之所以屡屡成为舆论焦点，与人们日常维权遭遇的种种困顿有关。维权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不顺，往往会引发对监管部门的不满。所以外界不可能单纯将职业打假视为一种生意，而是带着道德评价去审视其作为。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王海曾强调自己打假与正义无关，其工作纯粹是为了私利，遗憾的是，“王海现象”曾经引领了一个消费者维权时代，而且20年后的今天，职业打假人仍然作为一股特殊的打假力量而存在。广州的打假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打假人越多对社会越好，这是一种好的愿望，但理性的人应该清楚，职业打假只是一种特殊手段，市场秩序的规范光靠他们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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