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职业打假人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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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他们常常身背一个大包，里面有照相机、遥控录音器、手表摄像机、GPS 定位器；工商、质检、法院是他们时常逗留的地方；而他们的宝典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广告法》等。他们在登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往往会填“无业”，但他们每月却有着上万元的收入；有人称他们是“打假卫士”，他们却说“这只是一门生意”。

　　这就是职业打假人的江湖。“3·15”到了，打假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两周来，记者走近新疆职业打假人群体，试图揭秘他们的生存状态。

　　再次确认是假货后，郑郁新打完电话转身离开，一个小时后，工商执法人员推门而入，以涉嫌造假为由扣押了一家小厂生产的所有货物。

　　3月14日，库尔勒一个小型制造厂内，工商执法人员接到郑郁新的举报后，立即行动。

　　郑郁新是一名职业打假人。他经营着一家名为新疆格雷调查事务所的公司，该公司以打假为主，他和他的团队每年奔波在全疆各地，为其所代理的7家国际品牌打假。

　　据业内人士统计，像郑郁新这样以打假为主的调查公司，在乌鲁木齐有20多家，但专职打假的只有5家，还有一些以个人为单位的职业打假人。

　　打假走向公司化

　　在中国第一打假人王海打假走过18个年头后，内地很多职业打假人纷纷以组织的形式来代替个人打假。

　　郑郁新被称为“新疆打假第一人”。2001年从单位辞职后，从事过婚姻调查、债务追讨等业务。当看到王海将个人维权上升到公司维权后，2004年，郑郁新也成立了调查事务所，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公司最主要的一项业务。

　　这之后，有些侦探公司也从调查转向职业打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年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有13000亿元。业内人士分析，按照打假公司收取假冒商品价值最低10%的佣金惯例，这个市场至少有1300亿的蛋糕。

　　而单单靠企业自身打假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假货的泛滥。新疆一家知名酒业公司打假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仅去年一年，从烟酒行缴获的假酒就相当于他们一个分厂一年的包装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该公司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获假酒行动，但打了这么多年，假货还是依然存在。

　　很多企业因为距离、成本等因素，不得不委托给咨询公司或律师来帮助他们打假，这就必然存在像郑郁新这样一批职业打假人。

　　郑郁新主要任务就是在全疆范围内对其代理的国际品牌进行假货窝点调查、假冒侵权产品的市场封杀和商标、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

　　与郑郁新不同的是，同样从事这个行业的白付磊只负责打假环节的取证。

　　白付磊介绍，以表为例，委托方一般会将珍品样表以及该款手表辨别方法发给他们，他在本地市场购买到这些品牌的假货，再将买来的商品发给委托方，由对方进一步确定真伪。确定是假货后，他们就在本地继续取证。取证结束，他们会将资料发给委托人，随后公司工作人员和该商品厂家的商务部以及当地消协，一起去端掉制假窝点。

年薪10万不是梦

　　一位在打假行业干了5年的人士坦言，吸引他们最大的原因是“利益”。

　　对于自己的收入，郑郁新只是简单地说，调查结束后，委托企业会将酬金打进他的账户，具体多少，不便透露。

　　白付磊称，委托公司委托他们调查会给予前期调查费用，如在乌鲁木齐调查某个品牌，调查费用是3~5万元不等，在全疆范围内调查，费用在5~10万不等。

　　当将假货窝点端掉后，企业还会根据所查获假货价值的50%左右给予他们返点。

　　另有业内人士坦言，一般稍微成规模的调查公司一年能接到10单生意。以一家大众性饮料为例，工商查获3000多箱饮料，一箱12瓶，价值108000元，按50%返点是54000元，而调查费在5万元，一单就在10万元，该公司固定调查人员为六七人，平均每人的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

　　正因为“利润”可观，很多不懂任何法律知识的人也进入打假行业。

　　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敢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有特定的环境和市场需求，跟法律环境以及部门监管的缺失有关。

　　据乌鲁木齐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乌鲁木齐市共查处商标侵权案件331起，罚款400多万元。

　　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李军也表示，其中有些案件就是在职业打假人的协助下完成的。

　　但并不讳言，职业打假人至今在相关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他们游走在法律边缘，这使他们经常介于有罪与无罪的边缘。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虽然在法律无明文禁止的规则体系中，职业打假人只要不采取非法的手段，通过正当的打假行为获取合法利益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将打假作为职业的人而言，要兼顾正义与利益，合法与违法、罪与非罪的界限远不是那么清晰。正因为如此，也有不正规的打假公司会过度维权，甚至出现对企业的敲诈和勒索。

　　去年，备受关注的成都职业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一案一审宣判，黄某及他的“雇佣军”因跨省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241万余元，被法院一审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正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白付磊只接全国各地知名律师或者厂家委托他们调查的侵权案件，这个初中还没毕业的职业打假人，还开始研究法律法规，这既是为了“打假合法化”，也为了跟律师沟通起来方便。

促进打假合法化

　　要想获取证据，蹲守、跟踪、密拍、密录、监视，都是职业打假人常用的手段。

　　通常情况下，调查员用望远镜锁定目标后，需要将一个GPS汽车跟踪器设法粘到对方车辆某个隐蔽的角落。可以设定一个范围，当目标车辆超出这个范围后，调查员车里的终端就会发出警报，调查员就开始行动了。

　　一名与制假者常年打交道的警察表示，这些手段是用违法手段来对付违法。

　　王海曾建议，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四点：一是立法，消费者、经营者等利益相关体都要参与；二是建立健全消费者组织，因为经营者组织已经相对完备，而消费者组织如果得到更好的发展，就会形成组织对组织的博弈，有利于商家自律和消费者维权；三是杜绝行政执法利益化；四是提高奖励额度和设立最低赔偿金制度。目前，有很多奖励制度没有细化和得到很好落实，消费者又无法监督，如果建立和落实举报回执制，将大大有利于消费者监督执法部门，有效避免违法行政，甚至杜绝地方保护。

　　对于这些调查公司来说，要想在1300亿元的蛋糕中分出一块，就需要尽快完成自我的提升。职业打假人尽管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但这部分人如何“工作”，受谁监督，如何监督，似乎完全凭借打假人的良心办事。

　　“职业打假者需要一个合法身份”。陈敢表示，面对职业打假这个行业，国家相关部门是否能够将他们尽早纳入正规监管范围，让职业打假人接受社会与政府的监督，也让这个行业在阳光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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