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不能先站到道德高地上

显示全部楼层 · 2015-2-12 18: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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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淘宝投诉国家工商总局网监司司长刘红亮和杭州公安跨境调查深圳迪蒙公司两起事件。在舆论场里很容易将这两起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而发酵成淘宝网店大欺人的语境。

　　其实以平常心看，两起事件都是淘宝网在自身商业利益受到威胁或者侵害时，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所做出的维权行为，其目的、程序都看不出有明显失当的地方。做为一家企业投诉自己的管理部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社会的进步：企业在政府面前不再畏手畏脚，说明我们的法治环境正在改善。至于向杭州公安报案，指控迪蒙公司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高密度、持续”诋毁阿里，在近期也有先例可循。两年前，中联重科也曾因《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高密度、持续”发表自己的负面文章而向长沙警方报案，导致陈永洲以损害商誉罪被捕。当然，把陈永洲送上法庭的是后来挖出的受贿行为，那是后话。
　　两起事件中，淘宝网都是被动应对者，但舆论对淘宝同情的少，指责的多，关隘就在于“假货”两个字。无论工商总局的《白皮书》还是“淘金地”的帖子，都指出了淘宝网上的假货问题。淘宝之所以做出激烈反应，就是上述两者都有意无意地在文章里将淘宝置身于假货包庇者、纵容者、甚至支持者的位置，淘宝不反击，等于是对这种论调的默许。但也正是这种强硬的反击把淘宝自己推到了一个不该站位的位置——“打假者”的敌对方，这是淘宝“无端”遭受舆论攻击的根本原因。
　　和中国许多正在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追究，很容易先站到道德高地上，居高临下，喊打喊杀，自是特别痛快，就如今天的“打假”一样。但自问在这场“打假狂欢”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辜者、受害者吗?
　　稍有一些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15年前，在入世谈判中，美方代表曾对中方代表侮辱性地指斥：“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在外交场合如此口不择言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美国人的确说出了当时中国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软肋”：监管缺位、力度孱弱。我们也不会忘记10年前欧盟海关出台政策，对穿戴假名牌入境的旅客课以30万欧元的重罚，明眼人都知道这项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游客，说明连欧洲人对中国猖獗的造假、贩假都已经忍无可忍了。
　　上面两个例子从侧面显示了当时中国的商业环境。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在体量上赶超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制造、我们的商业是从哪里起步的，可以说，假货生产一直伴生于我们这个国家经济起飞的整个过程，也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今天，造假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业现象，它已经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处身于假货流通的某节链条，如果我们把它的繁衍推诿于某个行业、甚至某家企业，就实在有失厚道。
　　也正因为造假正在演化成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更加重了我们今天打假的迫切感和使命感。我们支持政府部门在这场战役中的主导作用，我们也乐见这场战役能够清除我们社会和文化中的造假雾霾。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媒体在这场打假战役中应该起到正确的舆论引领作用，而不是某些公司公关文案的传声筒。
　　至于淘宝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对假货有天生好感，但我们希望、也相信它做为中国电子商务的领军者，在打击假货的战役中能够更有作为。不夸张地说，淘宝和它代表的电子商务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舒适、更丰富，而非相反。我们希望沿着这个方向，淘宝可以做的更多，中国的企业可以做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