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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某商场里，新王海们的领军人物黄志宏出现了。包括店长助理在内的5个主管立即将他围住，“这里不欢迎你！” 半年起诉二百次，新王海给那些涉嫌虚假广告的商家找了太多麻烦。他们因此得到高额的收入、狡兔三窟的生活以及新一轮的争议。但广告市场需要净化，目前，超过半数的消费者不再相信广告。 武汉市的各大商场正处于风声鹤唳之中，因为它们已经成了新王海的猎物。 与曾经名动中国的职业打假人王海不同，新王海只买真货，尤其是名牌产品——比如诺基亚手机、虎都服装、美的空调、稻花香酒。他们针对的是这些产品中的虚假广告——比如“中国公认名牌”、“全国销量第一”、“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博览会金奖”等。有关法律规定：均属违规宣传。 然后，他们拿着发票到工商局投诉，或把厂商告上法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由于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后，商家应对消费者实行双倍赔偿。 “找到了广告的漏洞，就像中了彩票。”新王海们的领军人物黄志宏说。这是一项暴利职业，有时候，每月收入十几万元，而且依法不用完税。但同时，各种暴力也会落到他们头上。 试水“红”与“绿” 这个群体是被一场官司“打”出来的。2004年11月5日，在湖北潜江某超市，黄志宏以38元购买了一瓶“新天”牌干红葡萄酒。该产品的宣传单上称“有保健功能”，产品上还贴着“绿色食品”的标识。 “葡萄酒怎么可能有保健功能？‘绿色食品’标识也超过了3年有效期。”黄志宏还发现，此酒广告中出现了评比的获奖结果，违反了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停止发布含乱评比、乱排序等内容广告的通知》。 当时的黄志宏是在武汉做生意的福建商人。不到30岁的他，已是武汉有名的“刁民”和“告状专业户”。来汉3年，他打过的官司有上百起，包括四十余次起诉交警。 面对涉嫌虚假宣传的葡萄酒，黄志宏依然选择了诉讼。而对方乖乖赔了钱。“这可是一个源源不断的金矿！”听到胜诉的消息，黄志宏的好友冯志波眼前一亮。 在武汉做服装生意的冯志波，1997年底受王海启发，买冒牌货进行索赔，曾入选南方周末“中国个人打假二十人”。但他轰轰烈烈的行动仅持续了几年，经过整治，中国的商品质量与199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冯志波和众多王海一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王海本人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而冯志波去做生意，但一直不景气。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葡萄酒个案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从国家工商总局近年每季度发布的广告监测报告中就能看出来——比如，2003年2月对广告量较大的报纸的监测显示，违法或者涉嫌违法率接近20％，这还不包括最不规范的分类广告。而零点调查2006年发布的《中国10城市消费者广告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报告》称，不相信广告内容的消费者超过了半数。 “很多企业存在两个信念，”冯志波说，“你越敢说大话，越没人敢怀疑；另外信息不对称，很多东西消费者根本无法去证实。” 深圳：关乎生死的一战 由于红葡萄酒官司的胜诉，黄志宏和冯志波决定：首先从“绿色食品标志”打起。 黄志宏和冯志波联合职业打假人刘旭、司荆丰，对中国的绿色食品标志进行了调查。2005年，绿色消费已成时尚，但他们发现：带有“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半数以上是违规使用。他们大量购买这些涉嫌违规的产品，相继在武汉、襄樊、深圳等数十个城市打官司，被起诉的品牌有几百个。 武汉，胜诉；厦门，胜诉；福州，胜诉……赔款让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但在深圳，新型打假险些夭折。 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认定了黑木耳等5种销售商品虚假宣传的事实，但同时认为：冯志波属于“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其权利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8年前王海遇到的法律尴尬，再次出现。 “这是至关生死的一仗。如果二审败诉，我们就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冯志波说。中国虽然不实行判例法，但是这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法院都能以同样的理由让他们败诉。 新王海们最后求助媒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深圳市中院终审判决冯志波胜诉，支持了“退款、增加赔偿7.4元”的请求。 当然，成果不仅仅是区区7元钱——诉讼纠正了几百种食品是“绿色食品”的虚假宣传。2005年下半年，绿色食品标志基本整改完毕。 海量的诉讼接踵而来。这迫使中国新王海们苦学法律知识。虽然，他们都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但为了“讨公道”、“赚大钱”，他们很早就买了电脑，在网上大量搜索与“状子”有关的文件，并刻苦钻研法律书籍。 “他们对一些法律、法规，尤其是禁止类的法规很熟。”经常和黄志宏打交道的一名工商执法人员说，“最起码是法学硕士的水平。”因此，他们被称为“工商第二执法队”。 黄志宏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毫不谦虚。“比如，一部法律是按照编、章、节、条、款、项、目、丁的顺序来编辑的，”他说，“执法部门依据一部大法典出具行政处罚，处罚书上要写明：根据某部法律第几编、第几章、第几节、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第几目、第几丁。”他曾当面训斥过一位“第一执法队队员”，此人搞不清法律的逻辑层次。 九成企业赔钱 仅仅有法律和维权意识是不行的。新王海们最初和企业打交道时，大多数企业并不屈服，因为开了头将非常可怕。就像明牌首饰，刚赔了第一批3000元，又被告知还有2万元在后面。 “这时候，我们会抓住企业的心理弱点。”黄志宏说。 多数企业规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该环节负责人的责任。比如，在广告宣传中被索赔，企划人员难辞其咎。某著名空调企业在宣传中使用了“第一”这个禁止性用语，打假人刘旭指着该厂企划经理的鼻子说，“事情搞大了，你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前途！” 合作伙伴的压力也是厂家不得不面对的。在现代商业条件下，厂家严重依赖销售渠道，所谓“店大欺客”。某食品公司在被司荆丰索赔13000元后，负责人请他吃饭，向他请教：“现在商场要罚我们款，你说怎么办？” 而对他们的举报，企业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曾与黄志宏打过交道的某企业经理刘江对记者表示：该公司一年销售四个亿，老总忙得要死，但工商局要调查，老总不能不去。“在接受工商部门调解时，我当场对这些告状的家伙说，‘恨不得找人打你们一顿！’”刘江咬牙切齿地说。 所以，面对这个“死缠烂打”的群体，大部分的企业会乖乖地赔钱。只有一成企业要进入最后环节：上法院。但深圳的判例，已经让法律的天平倒向了新王海们。“特殊情况下，我们会直接去工商、质检部门。”黄志宏说。他们也很会利用媒体，与武汉很多记者稔熟。 平时，黄志宏、司荆丰、吴为等人经常背着个大包，在各大商场“巡查”——他们的工作是专门研究广告的漏洞。“但不能大海捞针，就像抓新闻一样，要有重点地排查。”司荆丰说。比如，一个产品只能获得“名牌产品”或者“国家免检产品”中的一个称号，如果有产品同时使用，就有违规嫌疑。 遇到合适的目标，他们就大量购买；遇到收益高而风险大的产品，他们就会合伙购买，分担风险；碰到态度强硬的企业，他们就在“楚天维权网”联合全国各地的打假者分散购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诉讼。楚天维权网则对和他们较劲过的企业和产品曝光，这是一个由他们创办的民间维权网站。冯志波的主要作用则是“偷拍，保留证据”。 “金矿” “打假，就是为了赚钱。”黄志宏毫不隐讳自己的收入，“熟手一个月至少能挣十几万以上。2006年，仅政府部门给我的奖金就有两万多元。” 凭着高收入，他试图吸纳更多的人成为新王海。目前，武汉市共有十多人从事这一行，资格最老的是1998年入行的冯志波。郑州职业打假人王进府受此启发，也开始重点打击虚假广告，与武汉的新王海遥相呼应。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打假者称：2007年春节后，他已有了十多万元的收入，还不包括手头正在搞的几个“大案子”——他们习惯将这种向企业的索赔称为“案子”。有一个星期，他“天天到银行去存钱”。 现在的司荆丰，给身边人的感觉就是买东西还能赚钱，这让一些人心动不已。“不少人，甚至是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看见我们一次就能赚好几万，就在背后骂我们。”司荆丰说。 但在一些社会学家的眼里，这种行动的效果不仅仅是钱。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屈建敏曾指出：改革开放后，公众对广告开始认同；而现在，违法广告又让公众对广告产生了厌恶心理。所以，广告市场必须规范。美国也曾盛行广告打假，他们的赔率是3－5倍，这使得很多消费者成为监督者。美国新王海成为一个群体后，虚假广告一下子消失了。 在记者跟踪新王海的过程中，发现不管企业背后对他们多么咬牙切齿，但当面总是表示“交个朋友”。有的企业甚至打出了招安牌。目前，他们已被很多单位聘为监督员。“企业的、商场的，我的证书一大把。但我们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招安。”黄志宏说。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总是获利。新王海们认为，他们做的也是一种投资，也有熊市。“如果几个月没回收，就是被套牢了。”黄志宏说。打假开始的前半年，他们提起的诉讼约200起，光诉讼和差旅费就超过20万元。 “我们是拿上半辈子的资本做赌注。”曾开过餐馆、拉过广告、代理过食品的司荆丰笑言，“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让新王海们觉得最得意的，是工商执法人员和法官也会请他们帮忙维权。 2005年8月，一名执法人员的轿车出了问题，在一家修理厂维修时，仅拆开发动机就收了1800元。司荆丰找到了相关规定，发现拆开发动机最多只能收900元。后经物价部门调解，修理厂退款。 “执法人员都没有法律保障自己的利益，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缺少规则的社会。”新王海们说。 当然，收益和风险是等同的。他们遭到了反抗，不少大型超市甚至将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不准他们踏入超市半步。2007年9月1日，黄志宏到某商场“闲逛”时被发现，包括店长助理在内的5个主管立即将他围住，“这里不欢迎你！” 而在跟踪采访他们的日子里，记者也曾接到过众多莫名奇妙的电话，让记者转告新王海“小心点，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哪里，我们一清二楚”。去年冬天，新王海们聚会时，突然发现某人头上多了一个包，犹如天鹅的头顶。这是被打的。他们不得不过着狡兔三窟的生活，不到晚上8点钟不能确定在哪里睡觉。走到大街上，也要提防有没有跟踪的人。但这似乎并非主要问题，因为对商家，他们做事一般留有余地。最大的风险来自商家的“后台”，被他们盯上的企业，往往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和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 “其实，打假目前只是我们的经费来源，公益性维权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创办的楚天维权网每年花费不少，只能靠打假来维持开支。”黄志宏说。 有些事情给他们带来了“后遗症”。比如过马路时，无论多少人闯红灯，他们都要等到绿灯才举步。黄志宏骑摩托车时更是小心谨慎，大热天的仍然戴个头盔。 “什么事情都要按照程序办，要守规矩。”这是新王海们的处事原则，“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千万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新王海新语录 ■我们是市场经济中的啄木鸟。啄木鸟越多，害虫越少。 ■江湖上，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好事坏事之分。我判定好事有三个标准：一是必须具有合法性；二是有益社会进步或能帮助他人；三是不能损害他人权益。 ■你叫我职业打假者也行，叫挑刺者也可，我最喜欢的还是社会批评家。大家只要看我做的事情就行，好的支持，坏的反对！ ■这是典型的公权私落的表现。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他们认真去做了，还有我们的生存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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