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广东省皮革协会及毛皮、皮衣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的刘维东，在这两年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与职业打假人的博弈之中。
“因为皮草产品的单价较高，一旦遭遇‘打假’，其所涉及的赔偿金额相当可观，因此，皮草企业也成为不少职业打假人士重点瞄准的对象。”刘维东告诉记者，皮草行业已经成为恶意打假的重灾区。“就我掌握的数字，在深圳的一线品牌企业，80%以上都受到过职业打假人士的‘骚扰’。”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传播途径的增多和速度加快，刘维东表示，未来品牌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考验”。虽然很多时候，在刘维东看来，这种“被打假”对企业来说，从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对决。
不公平的对决
深圳某台资女鞋企业在不久前遭遇职业打假，而企业被打假的原因就在其新研发的皮鞋用料上。
“这家企业推出了一款反毛牛皮靴，鞋面主要采用的是猪反绒皮料。因为所有的反绒材质面料表面都会有一层细小的绒毛，所以皮料在染色后其固色度相较于一般的皮料较差，在色牢度上容易出现问题。”刘维东告诉记者，除了皮料本身材质属性的因素外，因各地检测机构使用的检测方法不同，也极易导致不同的结果。
而这款皮鞋也成为打假人士的狙击目标。
虽然该品牌这款皮鞋在上架之前已获得南方某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各项指标合格的质检报告，但打假人士在经过北方某质检机构的检测后，也同样拿到了该款皮鞋不合格的质检证明。这份证明，也成为他们向企业索赔的有力依据。
最终，双方在几经博弈之后，企业决定同打假人士私了。虽然在对这起事件全程跟踪的刘维东看来，该企业最后拿到的证据完全可以不对“恶意”打假人士进行赔付。
“这家企业主要还是怕事情闹大，对企业的品牌形象不利。因为通过诉讼庭审来解决这件事情，周期过长，经常是在最终判决结果还没出来，企业便已身陷各种质量丑闻。该企业当时正计划上市，所以最终选择息事宁人。”刘维东告诉记者，出于对品牌形象的顾虑，不少知名企业在遭遇“恶意”打假时，多数选择忍气吞声。
而曾任职北京某知名男装品牌的副总的企业高管也告诉记者，其服务品牌就曾因为送检报道时间和诉讼周期的问题，陷入质量丑闻。
“当时，职业打假人士在北京的安贞华联购买了我们品牌18件羽绒服，他们出具的质检报告显示，我们羽绒服的面料成分和填充物的含量有问题。但当时正值春节前夕，我们去同样的质检机构送检产品，至少需要5~7个工作日才能拿到报告，奇怪是，这些打假人士在送检的第2天就拿到报告。”该高管无奈地告诉记者，虽然品牌最终决定通过诉讼解决，但因为从提起诉讼到最终判决一般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即便品牌最终获胜，在诉讼期间，北京不少媒体已经曝出了其质量不合格的新闻。
进退维谷
与此同时，在企业遭遇质量打假之时，一些质检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也饱受行业人士诟病。
刘维东就其两年来调研所掌握的情况告诉记者，就南北质检情况而言，北方一些质检机构与专业打假人士合作密切，打假人士经常会选择北方质检机构来出具质检报告。
“因为帮助企业解决恶意打假的问题，我同一些北方的质检机构多有接触，也多次对其出具报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进行质疑，我会对某些质检机构的不合规行为找相关部门去投诉，现在，一些北方质检机构在受理打假人士对深圳皮草品牌的质检诉求时，也多会拒绝。”刘维东对自己近年来同质检机构交涉的情况表示满意。
而对于商场，尤其是一线商场的和局要求，大部分品牌最终都无力拒绝。
“不少企业进驻一线商场都很不容易，所以一般不敢轻易得罪商场。而一线商场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多会要求企业妥协。”刘维东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高端商场自定的赔付规则，也让不少进驻企业深陷打假漩涡。
“按照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赔偿依假一赔三的原则进行赔付，但部分商场为了标榜高端，自订假一赔十的赔付规则，最终买单的还是品牌企业。”刘维东告诉记者，这种自订规则对专业打假人士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一线商场也成为品牌企业被打假的多发区，“像在南京金鹰，企业就经常会遭遇被打假的问题。”
舒朗集团董事长吴健民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品牌企业在一线城市经常会遭遇打假问题，而一线城市中，尤以北京最甚。“但大部分企业最终都会选择私了，不少商场也会在其中进行和局。”
对于企业反映的恶意打假的现象，国家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客服部主任钱晓明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不同意恶意打假这个叫法，因为首先是企业没有将产品做好，才给打假人士提供机会。不过，职业打假确实存在，他们的行为也超出一般消费者的维权范围和目的。”
但即便如此，钱晓明认为，职业打假人的这些行为并不违法，只要他们能给出合法的依据，他们的维权行为就受到法律的保护。
与此同时，中国著名时装评论专家毛立辉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原料、劳力等综合成本的上升，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对此，一些企业在采购中，确实存在降低标准，采购价格相对低廉的辅料产品，这也造成了近年来服装行业的质量问题频发。
对此，吴健民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品牌企业一般不会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而降低成本，毕竟这会极大地伤及品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市场形象。品牌企业出现的质量问题，不少是跟供应商有关。“以企业采购面料为例，供应商给我们的面料都是有批次、质检合格的产品，但在大批量供应给服装企业时，一批次的面料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但服装企业不可能对每批次的面料都进行检测，因为这样耗费的人力成本太高，企业一般只能做到抽检。”
雷迪波尔副总裁卢山对于市场出现的打假现象态度积极，“有监督对于企业自我提升是一件好事情，打假并不会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在他看来，限制企业发展最大的局并非打假，而是现行的服装标准和质检标准。
标准才是最大的局？
“我们现行很多的服装标准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不少标准20多年来都没变。”卢山告诉记者，尤其是色牢度和撕裂度两项，国标的要求非常严苛。
这在卢山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早已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了，很多消费者的衣服只穿一季就会换掉，真没有必要对撕裂度的要求那么严苛。”
对此，刘维东也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品牌都推出薄款皮衣，但如果皮衣过薄就很难达到国标对撕裂标准的要求，这也限制了企业进行产品创新。
相对而言，卢山认为欧美国家的标准规定更加合理：“以欧美为例，他们除了对安全性指标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外，其他指标一般没有强制性要求。”
与此同时，刘维东表示，对于某些特定材质服装，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检验标准。“以皮草行业为例，目前并没有具体的国家检测标准和行业检测标准，许多打假人士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依据的都是企业标准来进行认定，这些都不合规。”
刘维东也对目前多数质检机构对皮草原料的认定方法表示不满。“很多质检机构都是通过肉眼辨识、观察、实物触摸来进行原料材质的认定，这种主观辨识很容易出错。”
而随着服装创新速度的加快，也给企业在质检方面埋下了不少“雷区”。
“现在，很多衣服会在袖口、手肘处加上一些毛皮的包边和贴片拼接，同时也有一些针织和皮草拼接设计的服装，但在检测时服装该怎么分类就成为企业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按照针织服装的标准进行检测，这些服装的质检可能都不合格。”卢山对目前服装检测项目中，服装的分类很是头疼。
对于企业对现行检测标准的微词，钱晓明则有不同的看法。
“国标确实会在某些检测项目的规定上有很高的要求，但这与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外贸出口大国，所以国标的规定也同国际标准相接轨，避免企业因质量问题而受到损失。”钱晓明说道。
对于企业抱怨国标滞后性的问题，钱晓明表示，标准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因为标准不可能对未来的服装创新作出预测，只能对现下市场上普遍出现的产品作出规定。“但如果企业的创新产品没有可依据的标准，企业可以先制定企业标准，在向相关部门报批后，在吊牌上进行标注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对此，刘维东也向记者坦言，“很多企业确实不知道在产品创新时，可以自定企业标准找国家相关部门报批，企业对标准的学习和了解还有待提升。”
看来，要彻底解决品牌当前的打假困局，企业和相关质监部门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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