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打假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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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周中国市场上最受关注的事件不是反腐，而是阿里和工商总局的对峙。这起源于阿里旗下淘宝平台的假货事件，不仅让人们见识了中国最大电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强硬对决，也再次使人们思考中国市场的假货问题。

阿里巴巴打假

　　假货不等于质量一定不好，但假货无疑对消费者、市场秩序、产业结构和知识产权会带来很坏影响。尽管在中国市场上，假货由来已久，一向猖獗，然而阿里的淘宝平台被监管部门抽检出这么高的假货，还是让人们吃了一惊，虽然阿里自己从来不避讳卖假，近两年，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和人员打假。

　　目前，阿里已和工商总局言和，马云也拜会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将配合政府打假。只是阿里的商业模式很难杜绝得了假货，这当然不是说马云没有打假诚意，而是鉴于阿里的收入结构和平台特点，再加上企业打假本身存在的难度，马云不可能做到在淘宝上把假货消除。

　　阿里的商业模式被称为开放平台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搭建平台、招商引资”，以向买卖双方提供在线交易机会和条件为目标，所以它注重现金流和信息流，在产品流管理方面则介入不深。换言之，阿里同自营的亚马逊、京东等电商不同，后者可称为真正的电商，而阿里其实是个广告公司或有点类似物业房东，它追求平台流量和规模，流量越高，用户越多，企业也就越赚钱。

　　阿里80%以上的收入来自向卖家收取的促销广告、交易佣金和网店租金，仅淘宝广告收入就占阿里2013年总收入的五成多。正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在这样一个收入结构下，阿里员工的最大激励就是做大交易量，卖家越多，广告需求越旺盛，佣金和租金收得也越多。而假货，则是交易量的重要来源。此种商业模式势必使得阿里打假如同割自己的肉。这是阿里打假内在的困难所在。

　　目前阿里主要通过“大数据打假”。阿里自谓有国内最强的云计算技术，构建起了一套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打假模式，它既包含智能识别和追踪系统、庞大的商品样本库和数据库、精确复杂的算法、强劲的云计算能力等大数据技术手段，也包括账号认证溯源、神秘抽检等完善的管理保障体系，以及与消费者、商家、权利人和政府部门等生态体系参与者的联动机，从而将假货从10亿量级的在线商品中捞取出来。

　　但这套打假系统解决不了线下的制度、知识产权、产业结构乃至人性自身的弱点问题，而线下问题恰恰是假货的大本营以及假货泛滥的源头。用马云自己的话说，“假货是人性弱点作祟，在粗放型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人均GDP5000美元上下假货是最盛行时期。中国的制假售假体系，几十年来已经深入到商业社会的方方面面，线上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 阿里打假负责人也承认，即使阿里通过大数据发现了卖家在涉假，要想证明对方真的是在售假，不一定能拿出证据，“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东西，攻防双方是在不断博弈的。”

　　比如，一些地方的造假背后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就业，当阿里发现这种造假后，也感到为难，打假，会使该地的产业垮掉，进而影响许多人的饭碗，不打假，既对不起消费者，也有违公司的价值观。问题还在于，类似这样的造假，产品质量并不差，他们的所谓假货，基本是冒充名牌，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这种情况下的造假，就典型反映了制度和产业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说，许多假货案例，根本就不是电商行业乃至整个互联网业的原罪，甚至也不是政府监管原罪，因为地方政府对此一般也心知肚明，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原罪。产业长期在粗放式的低水平上徘徊，无法做出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就只好在低层次生产上打转。结果就是假货、次品层出不穷，污染严重，而这背后，显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所以，在中国市场上，假货的泛滥不仅与电商自身的努力打假有关，也不仅是一个监管问题，还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涉及到消费文化。它需要国家花大力气对整个经济进行提升，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和制度法律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治理。

　　但这并不是说，阿里因此就能减轻自身责任。假货虽然不是淘宝造成的，但淘宝为假货的进入提供了平台，而且从中分享了利益，故即便只为阿里利益计——阿里因假货事件，在资本市场损失了300多亿美元，也为淘宝不必背负这种委屈，使打假变得不那么痛苦，阿里需要把自己从一个平台公司变成京东式的真正的电商和互联网科技公司，在产品流管理方面建立起完善和卓越的供应链服务竞争优势，成为供给与需求之间值得信赖的产品流通服务商。这虽然在短期会损失阿里的一些利润，但中长期而言，会使阿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尊敬。此外，从商业价值看，它亦有助于提升商业社会的整体管理绩效，帮助制造业提高信息化水平，从而，在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中作出一个最大电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