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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新京报》刊登了对王海的采访。这位著名打假人介绍说：去年买了202万元假货，通过索赔，赚了400多万元。 其实，对于早在1995年就以打假为职业的王海来说，发展了二十年，“营业额”还不过是百万元级别，的确算不上事业发达。如今，已经是42岁的王海还戴着那副著名的墨镜，却渐渐远离了舆论舞台的中心，要向90后的大学生（哪怕是法学院、新闻学院的学生）讲明白王海是谁，也颇费口舌。 为什么王海的打假事业没有做大呢？ 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一时假货泛滥。1994年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鼓励消费者维权，提出了著名的“假一赔二”的规定。这一规定曾被公众寄予厚望，甚至当年的春晚上，相声演员冯巩还戏称：今后知假买假索赔将成为“致富门路”。 时代选择了王海。1995年3月，当年22岁的小伙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就又买了10副，之后按《消法》向商场提出了双倍赔偿，从此他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之后，他走上了职业打假之路。 可以说，王海是那个权利勃兴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较真、他的“刁民精神”成为市场经济初兴、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初立时代的最强音。 然而，王海的知假买假、索赔致富，看似合法合理、利己利人、惩治奸商，却走得并不顺利。从一开始，他就遭到了一些民法专家的质疑。这些专家从“民法是天然的平等派”的原教旨主义出发，认为：法律不能过分倾向保护消费者；知假买假不属于《消法》所规定的“欺诈”的范畴，所以不能双倍赔偿；职业维权属“不当得利”。 无论这种观点在法学领域内是否成立，其客观效果就是，原本旨在激励消费者维权的“假一赔二”的效果被大打折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些地方法院基于所谓“维稳”考虑，认为职业打假者知假买假、高调诉讼，构成“不安定因素”，不仅在判决中不支持职业打假者的诉讼请求，甚至发展到由法院主动甄别出职业打假人，对他们的诉讼根本不予立案。 相当多的法院不受理、不支持职业打假诉讼，担心“出乱子”，成为王海们的事业发展空间日益逼仄，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王海们自身也有问题，他们将打假索赔进行商业化经营之后，渐渐偏离了正常的司法渠道，变为与商家的私下勾兑，这种经营模式模糊了维权与“敲诈”的边界。此外，一些职业打假采取了“民间调查员”“私人侦探”的形式，易引发刑事案件，也犯了主管部门的大忌。 概括地说，以王海为代表的民间维权，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司法、工商等部门充分信任，这既有王海们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部门对民间维权过于保守的原因。所以，王海的事业20年来没有做大。 让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法治环境的完善，决策层对于民间维权持更开放的态度。比如，去年年初，最高法公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消法》施行20年之后，首次明确“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维权，这给职业维权松了紧箍。再比如，去年新实施的《消法》将著名的双倍赔偿提升为“假一赔四”，以期激活更多的民间维权，与政府监管形成市场监督的合力。还有，今年先施行的《环境保护法》也放开了一定资质的民间组织进行环保公益诉讼。 王海打假20年了，《消法》利用惩罚性赔偿激励民间维权也有21年了，王海们的事业并没有做大。其中，民间和管理者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那么，在这轮政府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中，各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顺势而为，抓住改革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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