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 打假人”本来并非新鲜事，不过佛山市禅城区法院24日通报称，由于今年3月15日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支持了“知假买假”后索赔的合法性，同时大大降低了“假一罚十”的举证责任，今年4月以来该院的“产品责任纠纷案”出现“井喷”趋势，4名职业打假人“垄断”了该院六成的打假案。有打假人说，不扣除成本的话每月收入约有万元。
莫某，1989年出生，初中未毕业，在广州、佛山各地法院均打过打假官司，目前有一宗药品官司正在打—他在商店购买了宣称添加了冬虫夏草、灵芝的保健茶,将厂家起诉至禅城法院，理由是“国家明令禁止将冬虫夏草、灵芝添加于普通食品中生产销售，但厂家在利益驱动下违法在食品中添加冬虫夏草、灵芝等药性成分，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他要求厂家按照商品单价十倍赔偿他。禅城法院一审判处厂家向莫某十倍赔偿，但厂家不服提起上诉。
尽管莫某不承认自己是“职业打假人”，但他对食品、药品纠纷的处理流程显然十分熟稔。他说，购买了商品后，如产品在安全、成分、包装等方面存在瑕疵，会先与经营企业协商；协商不成后就向工商、质检等行政机关申诉，最后提起诉讼。调解后撤诉处理的，一般拿到5倍赔付，也算是“赚了”，因为“2倍赔偿即能回本”。对于那些输了官司、仍然不肯将假货下柜、下架的商家，他会持续打假，“不过一般不会索要天价赔偿”。
打假常要和商家所请的专业律师抗衡，莫某说，为此，他要熟练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常用法律，同时，质检、食药监管、工商等部门发布的各种文件、标准，也要 烂熟于心。“为了提高诉讼能力，我们建立了一个群，进行交流学习，身边也不乏从事律师行业的朋友‘暗中指导’。”他说。
职业打假占了六成
禅城法院发现，从今年3月15日这一天开始，类似莫某这样的“职业打假”案忽然呈现“井喷”—2012年该院共审结产品质量纠纷案4件，2013年是6件，而今年1月-11月末，这类案件暴涨至22件。
值得关注的是，四名“职业打假人”起诉的案件，占该院今年以来产品质量纠纷案总量的六成以上，这些“职业打假人”每人至少有3件案，均以原告身份起诉食品或药品的销售商或生产商，索十倍赔偿。而这些案件，无一例外是在3月15日最高法相关规定出台后起诉至法院的。除此以外，这些职业打假人，在佛山四个基层法院、临近市县法院，均起诉过同类案件。
“职业打假人”其实并不新鲜。最出名的是1995年“买假打假”轰动全国的王海。几乎一夜间，全国各地的“王海”不约而同地杀向商场，但对于“知假买假”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否应支持的问题，无论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一直都存在不同认识，法院的裁判有支持有反对。
禅城法院分析指出，今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出台，其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通俗来说，这次新的司法解释支持了“知假买假”的索赔，统一司法尺度，也意味着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不再遭遇司法尴尬。
输赢仍看法官判断
张波，湖南怀化人，是活跃在珠三角地区的职业维权者，经常投诉产品质量。他说，因为新司法解释明确支持在食品药品等领域“知假买假”的索赔，今年他的收入略有上涨，“以前每个月大概七八千元，今年好一点，每月有1万元，因为经营者知法院会支持我们，所以调解率提高了，收入就多了点。当然这些收入都是毛收入，没有扣除成本。”他说。
不过，尽管新司法解释出台了，张波说各地对他提起的产品质量纠纷案件的处理还是不一样。“我今年在广州立了100多件案件，其中有一半左右调解后撤诉了，剩下的一半只败诉了4件，但在佛山，除了顺德以外，我在其他四区的胜诉率为零。”他告诉记者，广佛两地的案件有些是类似的，但结果不一样，这多少与法官对裁判标准的判断有关。
| 
